【摘要】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满载中国物品沿途访问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开辟中国至印度洋航路，推动国内瓷器制作、丝绸纺织发展，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时期，其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原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1405年6月15日，明朝大臣郑和率领由62艘海船和2.7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从泉州港出发，扬帆远航，出使西洋，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六年（1433），历时28年，郑和率其庞大的商贸舰队，满载中国丝绸锦缎，四书五经、名家绘画，茶叶、瓷器、纸张等中国物产，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秉持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原则和“厚往薄来”“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郑和下西洋体现明王朝“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中华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共事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征程。
郑和舰队推动汉语文字、妈祖文化、货币计价在沿途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
太仓港《通番事迹之记》碑载：“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如此漫长的行程访问沿途诸国首先需要解决语言问题，需要大量的外语翻译人才。为了解决语言交流障碍，永乐五年（1407），朝廷特创设“四夷馆”，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多个分馆，编纂外语教材《华夷译语》。四夷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的专门机构，被学界认为是明代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国家专业培养外，商业交流的需要使得许多人学会了外国语言，如四次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即因长期与阿拉伯商人进行商业贸易而学会阿拉伯语。费信作为郑和所聘请的随身翻译跟随出使，回国后依所见所闻著《星槎胜览》和《天心纪行录》（已佚）。《星槎胜览》记录了四十余个国家，对其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社会制度﹑社会风俗等都做了详细记录﹐是了解西洋各国的珍贵资料。古朴剧弘《瀛涯胜览后序》载，郑和幕僚郭崇礼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郭崇礼精通“番语”，以“通事”官三次随郑和出使。这些措施不仅将汉语推向了世界，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也促进了外国语言在中国的发展，从而推动和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了汉语文化圈的形成。
“鲸舟吼浪泛沧溟”（马欢《瀛涯胜览 纪行诗》），郑和舰队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妈祖作为渔民精神上的海上保护神，其“真善大爱、不畏艰险”的文化特质已成为妈祖文化的精神核心。传播妈祖文化亦是郑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郑和在太仓港等待启航的时间即多住宿妈祖庙（又名天妃宫）。太仓港天妃宫始建于北宋，郑和重修。太仓《通蕃事迹之记》碑文载，每一次开洋之前，郑和不仅率众到天妃宫祭祀妈祖，乞求妈祖保护远征平安，而且携妈祖神像出洋，沿途传播，以示虔诚，为此，他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一，郑和船队每船必设神龛，祀奉天妃妈祖神位；其二，船队每次启航之前都举行“设祭开洋”仪式；其三，所到之地建造大小不等的妈祖庙（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妈祖庙至今香火鼎盛）；其四，船队延请著名高僧为沿途民众讲解《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经卷，并将经卷刊刻沿途发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妈祖庙数量上已达5000余座，郑和成为世界妈祖文化的有力传播者和推动者。
遵循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的外交原则，郑和舰队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形成了有利于中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作为明成祖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郑和下西洋将整个东南亚及印度洋部分国家均纳入华夷秩序。 沿途将中国的历法文化、中国的衣冠礼仪等中华文化进行传播，使得海外夷人仰慕中国文化，渐染华风。东南亚各国商品货币的发展深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除物物交换外，爪哇国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改用中国度量方法，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当地为了方便与中国商人交易,甚至连中国货币的单位计价制度,他们也都接受，这说明中国计量方法上的文化理念经郑和舰队的传播，已经影响到了海外各国。占城国书写无纸笔，郑和舰队带去的中国纸笔文具在这个国家广泛应用，改变了占城国在文化及语言表述上的落后状况。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并从客观上激发了华人移民海外。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移民南洋的浪潮。大批居民移民海外，奠定了今日东南亚各国的居民基础。
郑和舰队开辟了新的海上通商之衢，为海外各国官民来华贸易敞开了大门
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一印度洋的贸易航路。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便已有了较为频繁的海上交往。但囿于航海科技的落后及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海上交通时断时续，且基本保持在区域化的水准。各海域船舶分段承运、定点转口是海运主流模式，通过与阿拉伯海商进行技术交流、勇敢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一印度洋航路，使下西洋的海上航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郑和船队亦极为注重对海上通道安全的维护，“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而郑和所开辟的海上航路正是后来的大航海时代西方航海者“发现”东方的路径，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官方贸易是明朝政府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郑和舰队满载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桔、肉桂、茶叶、米、谷、豆等中国特产与沿途国家进行贸易。郑和的随身通事（翻译官）马欢，回国后将其海外经历著为《瀛涯胜览》，记录了郑和船队在沿途各国的具体经贸方式：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刺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龙涎香此后成为中国贵族所青睐的奢侈品；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而古里国则用其特产宝石、珍珠、珊瑚换取中国的织锦、丝绸等。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货物计185种，其中香料、珍宝、药材、动物、颜料、木材、布帛等，为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等提供了新的品种。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云：西洋各国“好市华人磁瓮”。可知，郑和的海外贸易中，最受普遍欢迎的是中国的瓷器。国际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明清中国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如产自索马里的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作为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上等色料即由郑和舰队所购回，同时开辟了颜料进口的通道，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产品质量。
郑和舰队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贸易的发展和兴盛，搭建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郑和之后，中国明代中后期的“消费时代”随即到来，“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这是西方奢侈品进入中国的较早记载。郑和舰队归国后，向帝王进献异国奇宝，不计其数的珠宝翡翠一次又一次进入皇宫，由皇宫流向达官显宦的府邸。海上贸易之路一旦打开，沿海居民开始沿郑和商路出海贸易，民间航海贸易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开启蒸蒸日上的海上贸易时代。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开始了其全球的贸易，其主要货物即是宝石。
中国航海贸易史上，贸易额最多的时期是南宋，南宋鼎盛时期每年从海外贸易中获取关税就有1600万两白银，约占朝廷全年总收入的10%。郑和远洋并没有给国家带来高额关税。而中国古代远洋史上，航海所至最远的是元代，商人汪大渊两次横穿印度洋，其个人船队的远洋航线超越郑和船队。但郑和远洋却比宋代、元代的航海影响大得多。1967年，日本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问世，从此“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具有极深文化意义的新名词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始于汉代西域的“丝绸之路”相呼应。可以说，张骞开辟了西域丝绸之路，郑和则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作为晚明海上一支强大的商人集团，郑成功纵横于东海、南海、印度洋之间，是沟通中国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及欧洲各国的重要的商务巨头，是晚明中国贸易史上沟通中西方贸易的桥梁。然而，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国家的海上力量，未能形成中外经贸交流的长效机制。满清入关后，依然奉行禁海政策。无论朝廷如何禁止下海，毕竟由郑和下西洋引发的全球化贸易已经形成，清廷的闭关锁国阻挡不住全球贸易的滚滚洪流，走私贸易从未间断。2005年6月，福建省东海海域渔民在平潭碗礁发现一艘古沉船，装有大量精美的青花瓷。经考证，这是清康熙年间装载瓷器销往欧洲的商船。打捞出水的15000件文物中有许多带盖的高足杯和精美的咖啡具，充满异国情调，说明这些瓷器为外商所定制。清初，大量商船往来奔波于沿海各港口从事贸易。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面对无法阻遏的海上走私，朝廷不得已开放广州等四个海关，准许贸易。到乾隆间，仅限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由此诞生，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伴随西方工业革命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广州口岸再也满足不了西方对中国贸易的需求时，鸦片战争随即爆发。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强大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中西方的商人，无论朝廷怎样严厉海禁，郑和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消歇，而且日益畅通无阻。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波澜壮阔，给中西方的经济贸易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为中西方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乾隆三年（1738），瑞典东印度公司斥巨资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哥德堡号，开始了瑞典和远东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哥德堡号”每次远东航行往返需要近二年时间，运输大量的中国茶叶和瓷器到瑞典。乾隆十年（1745）1月11日，“哥德堡号”装载着约700余吨中国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等从广州启程返航。八个月后，“哥德堡号”航行回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触礁沉没。之后人们从沉船上所捞起的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经市场拍卖后竟然在抵偿了这次远东航行的成本外，尚盈利14%。而船上当时所有货物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之间。经过长达十年的重修，2005年10月2日清早，一艘被命名为“哥德堡3号”的瑞典仿古船正式起航，重返海上丝绸之路，驶向远东贸易国——中国。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远洋航行，2006年7月18日上午，“哥德堡3号”胜利抵达广州港。哥德堡号的重返中国，说明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沉默，海上丝绸之路在中西方的共同努力下重新获得新生，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将在新的科技与信息条件下，重新推动中西方的经济贸易。
郑和下西洋，中国由此走向了世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中国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习近平主席在回顾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脉络时指出，“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度尼西亚群岛，足迹遍及爪畦、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显然，“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外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壮举，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原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开创新时代中国对外发展的新格局。在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的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