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新闻媒体面临困境和问题，5G则为媒体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机会。我国传统主流媒体近十多年来持续进行的融合和转型实验，为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打下了良好基础。5G时代，应该在“固本”的基础上寻求“创新”，要担负起探寻真相、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责任;应加快建设自主平台，突破现有的平台垄断;积极拓展媒体职能，借智库建设提升专业新闻的品质和服务;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技术理性，重塑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5G 新型主流媒体 技术变迁 改革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1.002
技术发展一直在带动和助推新闻业的变革。2019年6月，中国广电和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一同获得了公信部颁发的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5G对新闻业的影响也再度受到关注。在我们跨入这个技术造就的新时代的同时，也同时经历着国际间政治和经济力量博弈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从中美贸易摩擦到香港街头暴力事件，中外各类媒体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种种表现，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技术推进中的新闻传播的复杂生态。
当今林林总总难以计数的信息传播媒介，哪些才是最有影响力的？近期有学者做了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微信群竟然是信任度最高的媒体，超过纸媒、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阅读新闻使用最多的终端是智能手机，几乎是100%，最少的是报纸，连电视亦不到1/10”。由此认为，“5G将彻底颠覆主流媒体的概念”，[1]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以新闻业变迁的视角来看5G时代的种种可能性，确实不能不追问：什么样的媒体才能真正成为主流？一贯以主流为己任的传统主流媒体，能够把握这一次技术升级的历史机遇，在风云变幻、百舸争流中再立潮头、引领方向吗？
技术升级引发的困境和问题还要靠技术来“解铃”
移动通信技术从1G发展到4G，数据传输速率不断提升，为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以规模经济模式率先取胜创造了机会。在信息传播领域中，传统媒体在规模经济主导下的流量之争中因为在基于社交的关系链传播和基于AI的算法型的内容推送方面先天不足而明显落伍，市场份额和影响力都严重受损。传统媒体的衰退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机构受到党和国家的严格监管，以报道新闻、宣传政策和引导舆论为己任，而互联网平台恰恰不同，其以汇集流量和沉淀用户迅速跑马圈地，获取投资回报。当4G时代各大信息聚合平台成为传播的主要端口后，传统媒体的渠道失灵，受众流失，不得不寄托于外部平台，按平台方制定的业务体系和游戏规则行事，实际上沦为外部平台的内容供给方。比如，微信公众平台媒体对媒体的推送权限作了严格规定，媒体的内容要被依照《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加以审核；抖音和梨视频等也都制定了时长标准，传统纪录片因不合乎要求而被排除在手机应用之外。在平台的竞争规则诱导下，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年轻用户，把严肃新闻改造成为答题游戏。凡此种种，说明新闻媒体在平台公司的“驯化”下，逐渐丧失了自主权。这种现象并非只在我国才有，有研究发现，《纽约时报》新闻报道平均单幅的字数下降了24.3%。[2]近几年中不少新闻媒体迫于市场压力而缩编，首先撤除的是承担深度报道、调查报道任务的相关部门，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传统新闻业的危机。
当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编辑“把关”与内容分发模式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和算法取代。正如一些学者批评的，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用户喜欢、利润丰厚的内容模式会被广泛采用，而帮助公众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公共事务这些原本属于传统媒体的职责，在互联网资本入驻新闻传播行业以后，却逐渐被淡化。[3]这种变化一方面导致了“假新闻”和“洗稿”现象泛滥；另一方面还引发“信息茧房”和“圈层化”的问题。当用户局限于自己所感兴趣的内容，只与和自己立场观点相一致的人交流，必然会失去对外部环境的整体了解与把握。而圈层之间的对立和群体的极化也容易发生，从而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动荡。
5G时代，我们需要警惕这些问题进一步强化。因为互联网平台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历来是新闻媒体无法比及的，而互联网公司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专业新闻媒体对社会效益与公共价值的追求又是必然的差异和矛盾。事实已经证明，互联网平台并不可能像专业媒体一样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要解决当下社会信息传播的生态问题，必须重新认识和确立专业新闻媒体的价值。无论从保证社会正常运行还是促进新闻业健康发展来看，都需要传统主流媒体加大自我改造革新的步伐，努力建设成新型主流媒体，在社会舆论场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这种转变，还是要依靠技术升级，5G就是解开这种困局的一把钥匙。
有学者提出，5G开启了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为专业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随着BAT企业“跑马圈地”式的发展模式的终结，“5G时代极大促进社会的‘线下’生活向着‘线上’转移，因此，需要更具专业分工的‘在地性’资源与力量的协同和参与，仅仅靠互联网公司的‘连接力’已经难以承担起‘线上’社会生活‘加宽’、‘加细’和‘加厚’的任务和要求。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BAT公司构造自身价值的重点已然不是规模化地将自身做大，而是促成社会的、商业的、文化的及个人的资源与能量在自己已有的粗放型的连接平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换言之，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机构在自己的平台上获得成功，这就是在5G时代的BAT企业的未来价值发展的方向所在。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互联网发展‘上半场’时所遭遇的问题大多数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比如在5G时代，‘流量（用户）’流失的危机在BAT（或取代BAT的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平台上已经是随处可得的富余资源。换言之，流量不是问题，用户也不是问题，你有没有某种专业的服务于用户的适用能力才是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传统媒体只要善用‘在地性’的优势，就能获得非常好的发展机遇”。[4]虽然这些分析和预测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其理论逻辑是成立的。传统主流媒体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有所作为，重新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5G前的技术应用实验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传统主流媒体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推进下，持续进行的融合和转型的实验来看，这些媒体在改革的决心、探索的耐力和创新的精神方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5G之前，各项新兴技术已经在新闻传播中得到很好的应用。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观测点是全国“两会”，每年一度的“两会”既是各类媒体角逐的“主战场”，也是各种新技术亮相的最佳“展台”。有研究者将2005年以来“两会”报道所运用的热门技术（包括依托于某项技术所出现的新型平台，如微博、微信等）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制作成“技术变迁时间表”（如下表所示），让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和迭代的技术，一直是推进新闻媒体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技术变迁的历史也是媒体变迁和新闻变革的历史，新闻生产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诸多变化。
一是新闻生产主体的变化。从博客、播客等自媒体的兴盛到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的活跃，新闻传播主体突破了职业工作者的范围，扩展为所有愿意发布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普通民众。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机器也成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机器背后是操控它的专业人员，但“人机合作”相比单一的人类传播者，依然是一种“质变”，而且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目前尚不可定论，利益与风险都需审慎评估。
二是新闻产品的变化。近年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产品，如可视化信息图表、H5、小游戏、VR/AR视频等层出不穷，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创新了新闻解读模式。如人民日报2017年的H5作品《傅莹邀请您加入群聊啦》，上线第一天点击量就突破600万次，成为现象级产品。2018年，新华社推出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H5产品《给旧时光上色》，让网友对H5中的旧照片上色的过程中，去回忆改革开放时期的种种时光，再度引发刷屏效应。VR全景式报道自2016年起几乎成为各大新闻事件报道的标配，人民日报2019年还推出三场“5G+VR”直播活动。新华网2018年引入“Star”生物传感智能机器人，能够检测出观众在听政府工作报告时的情绪变化，并通过人机交互等技术转化为数字，精确分析出观众“心潮澎湃”的瞬间，据此绘制出“情绪曲线”，生产出国内首条生理传感新闻。2018年11月，新华社与搜狗公司合作，推出全球首个AI合成新闻主播，在2019年“两会”期间播报新闻。可以肯定，随着不同的技术开始“跨界”整合，新闻产品的呈现方式将更加新颖和多样化。
三是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成为新的内容生产力，带动新闻生产所有环节发生变化。首先，在选题策划环节，以往传统媒体主要依据时事热点、宣传管理部门的指令、媒体同行的选择和编辑记者的经验等确定选题，由于技术的限制，难以得到动态、全面的反馈信息，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控。技术的发展促使记者编辑可以利用大数据系统对热点事件的传播方式、传播轨迹、传播人群进行分析，找到受众关注的问题，更加及时地发现与跟踪新闻线索，更加迅速准确地预测热点发展趋势，对信息的抓取也更加精准及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还促使可供媒体选择挖掘的新闻素材呈现几何倍数的递增，如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开发的“线索与热点发现系统”，与腾讯、搜狗等多家知名互联网技术公司合作，对几十万家新闻网站、微博公众号、微博账号、论坛进行全网实时监控，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舆情热点，方便记者编辑及时获取线索信息。
其次，在内容采集环节，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电子芯片等已经成为媒体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是新闻信息的搜集利器，能够将一手信息在第一时间带回，并提升了信息挖掘的广度与精确性，为优化和拓宽新闻信息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利用机器人等智能系统进行新闻采访成为新热点，新闻采集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17年“两会”期间，新华社派出机器人“i思”，在会议现场采访代表委员，同时智能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2018年，新华社和阿里巴巴共同研发出国内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迅速扫描数亿个网页，从中收集文本、图像、视频等数据。除此之外，VR摄像机、直播云台、可穿戴设备等各类高科技多媒体装备使记者的捕捉能力和报道能力增强。
最后，在内容加工环节，技术驱动下的编辑流程更加集约，制作方式更加高效。近年来，各大媒体相继推出“中央厨房”，进行集约化的新闻生产，如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将技术部门、设计部门与报社的编辑部、新媒体中心等各个部门统筹到一起，打破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无形壁垒”，汇集视频剪辑师、图像设计师、程序员等众多技术人员的技术团队和数据与可视化团队，与编辑人员在同一空间内同时进行内容的写作、编辑、视觉设计、视频制作、H5制作等，对新闻素材进行深度、全面、多样的加工。
上述新闻技术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为传统主流媒体在5G时代加快融合转型的步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G使数据传输速率提升了100倍，网络的超级连接能力较之前强大得多，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将成为现实。5G的速率会使终端用户体验“无限网络容量”的便捷和愉悦，给基于VR（虚拟现实）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5G的低时延还将催生出更多的场景应用，将为媒体的功能定位和产品创新提供更多的想像和可能。因此，借助5G，已经拥有良好基础和独特资源的传统主流媒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努力，完全有可能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成为新一代主流媒体。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需要固本与创新并举
从当下信息传播的现状看，载体与渠道早已不再稀缺，内容质量的角逐将是竞争的关键所在。5G技术的普及，使作为社会运行基础保障设施的信息传播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专业新闻媒体以高品质内容走出之前的困境创造了机会，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志于成为主流的媒体应该把握机遇，找准方向。
可以预见，5G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内容生产包括新闻信息采制传播活动中的“人机协作”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那些简单的、智慧含量不高的工作将越来越多地由机器承担，媒体从业人员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更加专业和更高品质的内容生产上，例如，撰写新闻评论、设计和完成智库产品等，这既是专业新闻重塑和主流媒体建设的方向，也是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所在。
新型主流媒体的价值并不首先体现于经济效益（虽然经济实力是衡量媒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而是凸显于社会影响力。在之前的市场竞争中，专业媒体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迎合市场需求，出现了本位缺失、资源浪费、竞争力消解等一系列问题。近两年，国家对于媒体发展的政策导向有所变化，如推进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为经营不善的报业集团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等，都是为了更好地统筹资源，引导媒体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5G必将促进传媒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一部分优秀媒体可望闯出新路、再创佳绩，其职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从功能单一的新闻机构转向功能多元化的新闻与公共服务型组织，这种转变在近年来一些专业媒体的智库化转型实践中已经初显端倪。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应该在“固本”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对媒体的定位、目标与职能重新认识和长远规划，积极进行新的探索。
要担负起探寻真相、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责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加速，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靠“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新闻传播来实现，永远都不会改变。5G技术，以及日臻完善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媒体探寻真相、核查事实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但这类非营利性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靠有责任心和专业精神的职业工作者来承担，而不能指望互联网平台和机器自动完成。有人发现，“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的了”。[6]在5G对“提速传播”进一步有所促进之后，专业新闻媒体应该与非专业媒体和个人媒体有所区别，要重新思考“慢新闻”的积极意义。在国外，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由慈善机构和NGO组织牵头的“事实核查类新闻（FCJ）”的机构，来协助专业媒体核查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专业新闻媒体更应该在这方面严于自律，有所作为。也只有那些能够以负责任的新闻报道重新树立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才有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和舆论喧嚣中引导公众冷静思考，保持理性，也只有这样的媒体才能堪称主流媒体，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发展助力。
应加快建设自主平台，突破现有的平台垄断。专业新闻媒体手中拥有大量优质内容资源，过去因为受制于平台方提供的分发渠道而无法发挥最大价值。5G技术有望帮助这些媒体建立与用户的直接连接关系，从而摆脱外部平台的控制。此外，5G也为专业新闻媒体打造自主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为我国媒体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我们看到，在媒体自主平台的建设中，一些硬件商和通讯运营商成为其合作方，取代了先前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如2018年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三大运营商和华为公司，合作建设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目标定位于“自主可控”和“具有强大影响力”。还有，利用5G网络积极布局内容云，加快用户数据库的建设，也都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有效举措，将对未来的传播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积极拓展媒体职能，借智库建设提升专业新闻的品质和服务。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一方面把新闻从业人员从简单、重复的信息生产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抬高了专业媒体内容生产的门槛。在技术赋权下，媒体用户和各类非新闻机构都已经成为内容生产的生力军，除了UGC（用户生产）和OGC（机构生产），MGC（机器生产）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新闻媒体的专业人员担负的PGC（专业新闻生产）与前几者的合作和竞争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对媒体来说，未来生存空间和其产品定位、设计和创新紧密相关。要跳出传统媒体的运营范式，充分开发媒体的各类资源，不再局限于做好新闻内容的采制和传播，还要运用大数据加强预测性、对策性信息的生产，为政府、企业等各类特定对象提供更细分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向智库智囊的角色靠近。
近几年来，面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媒体开始以智库建设带动自身转型，提升权威性和专业性，同时以为政府、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开辟新的发展之路。据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梅志清2018年在“智库型媒体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报告，该报当年实现了近6年来营业收入首次正增长，其中数据收入、新媒体收入占40%，实际利润逐渐接近历史最好时期。这一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报社在2018年2月成立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确立了“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型媒体”的目标，推出了一系列新内容产品。
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技术理性。新技术不断为媒体发展创造新的机会，但同时也会因使用不当而导致行业失范现象和职业伦理隐患，如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使用屡屡出现侵犯个人隐私权，转载和“洗稿”引发版权问题等。5G对新技术的运用提供了更多便利，对媒体建成主自平台、拥有更强大的数据库、内容生产更加智能化等有所助益，新闻媒体一方面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理性地使用新技术，防止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负面效果。目前，人工智能和算法等技术不断提高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新闻业的唯一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价值判断与掌控把关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英国标准协会（BSI）曾于2016年发布一套广泛性原则，其中提出“人类是负责任的主体，而不是机器人；要确保找出某个机器人的行为负责人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未来，“人机协同”进行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将成为常态，而在此过程中，也一定会出现“人机博弈”的新问题，媒体人在顺应技术变革的新闻实践中，还要坚守对人民负责、为社会服务的初心，进一步提高价值判断能力，坚持伦理和职业道德。
新闻从业人员还要警惕对于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避免自身被技术所裹挟。引进各种新技术，不只是为了创造新的产品形态，更是为了追求产品的公共价值，让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应当针对不同报道题材和报道对象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合理化和相统一。比如，时政类新闻不应过度追求“沉浸”的效果，严肃的战争议题、死亡议题不适合以娱乐游戏的形式再现，刺激和血腥的场景也不适合通过VR等形式“真实”地呈现，以免给受众带来伤害。技术应用还应和选题相匹配，故事性较强的题材更适合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加工，给受众以代入感和深刻体验；故事性不强的时政类新闻，更适合采用交互式H5、动画等简洁生动的形式传递最重要的信息，帮助受众理解原本相对晦涩的内容。总之，新技术应用不只是操作层面的业务技能，更是从业者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对于媒体从业者的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要比以往更高更严。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以及“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新闻传播业务改革研究与人才培养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匡文波：《5G将彻底颠覆主流媒体的概念》，《编辑之友》，2019年第6期。
[2]网易新闻学院：《手机看新闻，多长篇幅的内容人们更喜欢？》，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89UMLT305118VJ5.html，2018年1月16日。
[3]史安斌、王沛楠：《传播权利的转移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脸谱网进军新闻业的思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第20～27页。
[4]喻国明：《5G时代传媒发展的机遇和要义》，《新闻写作》，2019年第3期。
[5]李忻蔚：《技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基于对2014～2019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案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6]［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责 编／周于琬
Opportun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5G Era
Cai We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uses the news media to fac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nd the 5G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media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experiment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in China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5G era, we should seek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ploring the truth, guiding public opinion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building independent platforms to break up the existing platform monopoly; actively exp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medi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news agenc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nk tanks; and adhere to correct values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while actively embrac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restore the credibility and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media.
Keywords: 5G, new mainstream media, technologic change, reform
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应用新闻学、新闻媒介研究。主要著作有《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新闻编辑学》《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新闻资源开发设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