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延续，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统思维方法，谋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战略思路，首先就要注重整体性，把它看成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于一体的复合式减贫方案；以收入、就业、教育、健康、居住条件等要素为综合视角的多维式减贫方案；以城乡一体化为一盘棋的融合式减贫方案；注重减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自主式减贫方案；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的联动式减贫方案；内外结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治式减贫方案。这既是按照既定部署优化政策供给，确保扶贫工作连续性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要以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和推进，寻求重点突破，在统筹好系统的开放性及其要素之间的平衡性中，推动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
【关键词】系统思维 2020后中国 高质量减贫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3.002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效明显，“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1]但由于减贫工作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未来伴随着现行贫困标准的变化，返贫、新贫等绝对贫困问题仍然存在，相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思维提出了“提高脱贫质量”的总体性要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年完成后的战略思路”。[2]因此，在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这一阶段性目标后，中国的减贫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而是要站在新的起点上，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出发，着手研究并推动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是中国扶贫进程的延续
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是中国扶贫进程特别是对精准脱贫攻坚战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性延续和动态性深化，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消除贫困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是重视消除贫困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思想渊源。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劳苦大众为什么贫困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这就站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高度论证了反贫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行动指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把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强加的各种异化、受剥削和遭奴役等非人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到他们的本质规定性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贫困理论的实践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愿景。这对当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进而摆脱贫困状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4]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5]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前夕就曾发出宣言，“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6]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帮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绝大多数人口脱贫致富。在70年的不断努力之下，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1952年～2018年，我国GDP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扶贫脱贫、生态环保事业全面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力亲为抓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围绕脱贫攻坚的战略地位、顶层设计、工作安排、内生动力、科学方法、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系统性思维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比如，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兼顾诸要素精准扶贫，强调做到“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注重机体内生动力的培育，明确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坚持全社会联动形成合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新时代加快推进我国减贫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庄严承诺。[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8]奋斗新时代，我们党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带领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在实现消除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还只是走向消除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行百里路半九十。2020年后我们仍要在减贫道路上继续努力。但不同的是，2020后减贫不能仅仅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既“不能到时候都说完成了脱贫任务，过一两年又大规模返贫”，[9]也不能让“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成为物质意义上的脱贫。
综上，2020后高质量减贫是我国在如期完成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整体性贫困问题后新的国家战略，既是“一个不能少”“精准脱贫”的“滴灌”式扶贫的战略延续，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再量变的重大飞跃，满足减贫对象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式减贫，更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贫困的关键步骤和环节。
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是一项系统工程
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是对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动态深化，因此，谋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战略思路，就要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统思维方法，把它看成是一个由各要素、部分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于一体的复合式减贫方案。贫困人口吃不愁、穿不愁是扶贫对象在经济领域是否贫困的主要指标。一方面，从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减贫不单是经济工作，还是一项集劳动力、资本、自然环境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曾以他工作过的福建宁德为“麻雀”进行解剖，指出，“山高沟深偏远”的贫困地区可以通过改革创新，让“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推动“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10]甚至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依靠环境发展绿色产业才是根本“生财之道”。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将是在解决物质贫困基础上全方位的减贫方案。
二是以收入、就业、教育、健康、居住条件等要素为综合视角的多维式减贫方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节点。到那时，不仅要努力让广大群众“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要努力让广大群众“教育得好”“身体好”“住得好”。实现“五个好”，就要有稳定的收入。脱贫后还要让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可以从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想办法，能就业、有收入，日子就会越过越好。让贫困人口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将是2020后中国减贫的重点。从“不愁”“有保障”到“五个”都“好”，不仅体现了发展，而且体现了多维，即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除了要保障减贫对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如教育、就业、医疗、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等。
三是以城乡一体化为一盘棋的融合式减贫方案。从减贫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制约，部分城区和群体并没有同步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城市“因灾、因病、因学”致贫、返贫现象时有出现；一些乡村长时间与城镇发展相割裂，人才、政策和环境等的不足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性贫困问题的解决，“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成为“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11]毋庸讳言，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这些地区和群体将成为2020后高质量减贫的“难啃的硬骨头”。解决不好，就会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短板。这就要从过去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依靠乡村振兴、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巩固减贫成果。
四是注重减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自主式减贫方案。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有机体的特征时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2]揭示了社会有机体自组织性、自我调节性特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习近平总书记从“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加强老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产业扶贫”“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等方面提出了“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对策。基于此，攻坚脱贫就是一个有机体，内蕴着自身的造血功能。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仍要注重减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13]
五是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的联动式减贫方案。恩格斯曾着眼于社会的系统分析，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及其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4]这就阐明了个人及其主体合力对历史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脱贫攻坚，需要各方参与形成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国减贫经验时所说的那样，“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形成了“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15]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仍需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减贫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动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现代化。
六是内外结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治式减贫方案。消除贫困，历来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追逐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依然严重，由贫困及其衍生的饥饿、疾病、局部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长期贫困落后而另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的基础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16]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始终密切关注和无私帮助那些仍然生活在饥饿、贫困中的有关国家的人民。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给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愿意将发展机遇同发展中国家共享，加强经验交流，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有益借鉴。因此，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将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攻坚克难”，携手共同推进国际减贫治理。
运用系统思维筹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的重要意义
运用系统思维筹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既是按照既定部署优化政策供给，确保扶贫工作连续性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减贫“初心”不改、牢记使命的宣言。具体而言：
一是有助于按照既定部署优化政策供给，确保扶贫工作的连续性。按照既定部署优化政策供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和实践的“播种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拓宽了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之路，取得了许多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比如，从“漫灌”到“滴灌”的中国特色精准扶贫理论和中国式扶贫方略，就是我们筹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战略思路时要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继续发扬，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反思和认真探究，例如，“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陈规陋习难改等”[17]长期性和动态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乏力，攻坚期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定期开展“回头看”活动，脱贫攻坚要重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都是涉及解决上述问题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是筹划2020后高质量减贫战略思路仍然不能回避的。因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扶贫政策要保持稳定，而且在总的行动上要“焦点不散、靶心不变”。[18]从扶贫到自主式减贫，就是要对问题——特别是那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有系统性思维，逐步深入解决。这既是对脱贫攻坚期内保持政策相对稳定性的重视，也是对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按照既定部署优化政策供给，确保减贫工作连续性的需要。总之，运用系统思维把2020后中国减贫工作看成是一个“稳中求进”整体，既有利于把2020年后减贫建立在巩固脱贫成效的基础上，又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二是有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减贫“初心”不改，牢记使命的宣言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19]在我们即将启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相对贫困人口的存在仍将是最突出的短板。首先，高质量减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按照现行标准整体性脱贫，并不是说我国已经消除贫困了。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如果贫困地区仍然存在，贫困人口生活仍然未见根本好转，必然会影响到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其次，高质量减贫是党的重要使命。减贫是一场硬仗。让所有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也是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应始终“初心不改”继续砥砺奋斗。再次，高质量减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消除贫困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规模都达到1000万人以上，2019年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以上。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被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认为，这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对此，我国倡导并积极参与共同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综上，把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置入推进民族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深刻揭示减贫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是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扶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则是筹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战略思路的起点。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历史和未来趋势来看，需要用系统思维平衡和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扶贫实践的几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小规模救济式扶贫，到改革开放后以贫困县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以贫困村为重点的综合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精准扶贫，无不与解决当时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密切相关。从2020年后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我国将会围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到那时中华民族将迎来民族的伟大复兴，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就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表明，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更为宏观的叙事安排。作为复杂系统，其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仅仅包括收入好，还包括就业、教育、健康、居住条件等都好；不仅仅要“输血”，更要“造血”；等等，只有统筹好各要素在整体中的地位，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另一方面，从较为具体的当下扶贫攻坚战的突出问题来看，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解决贫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列举过当前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脱离国情”“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的情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问题”等，如何解决？他强调，“要有总体安排”。[20]这一系统思维方法就为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打开了思路。
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的系统优化策略
“找准方位才能把握航向，主动作为才能克难前行。”[21]筹划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的战略思路需要系统思维，以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和推进，寻求重点突破，在统筹好系统的开放性及其要素的平衡中，推动2020后中国高质量减贫。
一是注重系统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2020年后中国高质量减贫需要全面考量，要坚持整体谋划，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减贫工作越深入，越要抓住全局。既要注重系统的顶层设计，也要重视系统的整体谋划，促进各项减贫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朝着高质量减贫目标聚焦发力。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要做好高质量减贫工作的顶层设计，运用系统思维方法，对减贫系统各关涉方进行统筹规划。“全国一盘棋”，实现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制度、法规、政策、规划、举措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有效资源，最大程度地实现有效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减贫事业的整体谋划，即以大局观和全局观指导减贫工作的开展，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减贫系统内各环节、各要素、各方面的协同发展。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上谋划，也要将减贫延伸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多维度、自主式的高质量减贫。做到兼顾好各要素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好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二是注重系统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中国高质量减贫既要坚持整体推动，又要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高质量减贫的全局。第一，坚持各项事业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在统筹各产业、要素的整体推进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发展特色产业，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努力做到治本和治标相结合。第二，推动相对贫困地区区域整体减贫与重点减贫相统一。坚持走整体减贫的路子，集中发展好相对贫困集中区域乡镇和贫困村的减贫；抓好整乡整村推进，盯住再次“致贫”和“返贫”群众。第三，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减贫。推动城乡深度融合，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减贫。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经济发展红利和公共资源的共享机制，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搞活农村的土地、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强农村交通、自来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城乡，对接产销。第四，持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关键的“三区三州”依然需要持续聚焦，巩固其减贫成果，阻止已脱贫人口再次返贫。
三是注重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改革创新。中国高质量减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与之相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事业。需要注重减贫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改革创新以推动减贫事业长久发展。一方面，协调好系统的动态平衡。在从扶贫到自主式减贫过程中，最需要帮扶的是在初期，但在扶贫对象走上稳定的发展轨道后，就不能全方位、事无巨细地“输血”，而是要增强其内生动力。具体而言：把产业增收作为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产业，完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千方百计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强化教育引导，制定激励措施，帮助贫困群众摒弃“打着呼噜也能拿钱”的思想，真正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我能脱贫”，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加强减贫系统的改革创新。2020年后我国高质量减贫不能因循守旧、生搬硬套。加强减贫系统的改革创新，要着眼长远，突出可持续、打基础，建立健全巩固减贫、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统筹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插花贫困问题、贫困地区生态与生计问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加强部门、工作、技术联动，结合地区实际，增强科技减贫能力。
四是注重系统的开放性与环境的调适性。减贫是全球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高质量减贫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深化国际减贫合作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一方面，中国高质量减贫战略需要始终立足全球的高度，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进国际减贫治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民心相通，建立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减贫合作新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把中国扶贫攻坚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提炼成中国话语，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减贫知识、人才、项目走出去，着力扩大减贫援助、加强减贫与发展经验分享，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国际减贫治理需要兼顾整体视域下各要素的协调性。全球范围内的减贫不只是局限于减少经济领域中的贫困，而是要辐射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领域；不只是局限于收入的提高，还要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下功夫；不只是局限于向贫困国家或地区“输血”，更要与贫困国家或地区一道“造血”；等等，从而实现国际减贫事业全方位、宽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1]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6期。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2月20日，第1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6]《毛泽东文选》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8]《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5/c_129726443.htm，2017年10月25日。
[9]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6期。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11]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1日，第2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13]《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人民日报》，2019年9月19日，第1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606页。
[15]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第2版。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0页。
[17]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6期。
[18]《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众一心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李克强作出批示》，《人民日报》，2018年6月12日，第1版。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20]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6期。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Using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to Plan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fter 2020
Liu Yong
Abstract: China's pro-2020 high 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anti-poverty theory.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ocialist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practi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ver combating poverty, which has a distinct people-oriented feature. To use the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pla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after 2020,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holistic nature and regard it as a multi-pronged plan incorporating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cology; a multidimensional plan that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and living conditions; an integrated plan focusing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 independent plan that places emphasis on both poverty reduction and aspiration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a coordinated pla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and a joint-governance plan comb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optimizing policy supply and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but also the mission of the CPC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need to plan and advance the work with a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make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after 2020 while making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openness of the system and balance among its constituents.
Keywords: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pro-2020 China, high-quality poverty reduction, integrity
刘勇，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谱系》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