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的走向与趋势提供了根本性的标尺和原则。全力筑牢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深度凸显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系，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持续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策略，是回答“中国之治”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何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节所在。
【关键词】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之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3.009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如何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完善和发展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理念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两大总目标之一，到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成熟、不断进步。在当今世界踏入百年未有的变局时代、中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与内涵、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步骤、全面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与策略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之治”向何处去，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议题。
全力筑牢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个领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国家治理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大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对应的是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对应的是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指国家制度和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
关于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三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那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究竟是何种逻辑关系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同样给出了全面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
这一重要论断至少表明：第一，国家治理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及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也意味着，作为长期实践和探索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支撑、保障和维系；国家治理效能越强大，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越高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显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到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到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从坚持党指挥枪、坚持“一国两制”，到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到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显著优势，全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实践领域中的成熟经验和成功探索，深刻揭示了“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背后的体制因素和制度优势，粗略勾勒了“中国之治”的体系、框架和结构，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些显著优势既代表着长期以来国家治理的制度成果和道路探索，也代表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趋势。
深度突显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彼此协调、紧密关联，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首要位置。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4]
党的领导是理解中国制度活力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和工作的开展，最终才克服重重磨难和艰难险阻，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从而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奇迹。实践深刻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根本，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所在、利益所在和幸福所在。党的领导要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各项事业的推动、各方面制度的建设、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必须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和根本，如何落实和实践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六大环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六大环节环环相扣，紧密相联，缺一不可。尤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都是国家治理内外新形势下的新举措和新策略。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充满变数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将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特色和优势最大程度发挥，才能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良好势头，有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总进程的应有之义。新中国的开创者们较早开始关注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问题。1964年，周恩来同志首次正式提出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盘活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邓小平同志多次重申，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法制、社会、教育和人的现代化等诸多层面的全过程。党的十六大明确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点强调重视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协调。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会全，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和实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五个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关全国、全党和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推进，如何落实，如何处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阶段规划与终极规划、局部任务与整体任务之间的逻辑与次序，是下一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且十分迫切的问题。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三大阶段”目标划分。
第一阶段：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这三大阶段性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方略上的循序渐进和一脉相承。第一阶段的目标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遥相呼应，“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而第二、三阶段的目标，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一脉相承：展望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不论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还是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的专题会议，“制度”与“治理”一直是中心词和热门词，绝大多数讨论都是围绕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策略等核心议题展开。可以推断，切实有效地按步骤、依规划、稳定有序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寻找国家治理的切入点、突破点和着力点，是决定国家治理质量和效果的关键所在。
持续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策略
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回首新中国7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前30年（1949～1979）是共和国初创时期。新中国从无到有，制度初始，百废待兴，艰难探索，推行一元化、全能型管理模式实属无奈的权宜之举。接下来的20年（1979～1999），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国家治理序幕正式拉开。再下来的20年（1999～2019），国家治理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有所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作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决定，强调良性互动、合作双赢、民主协商的国家制度与倡导多元主体、水平运行、网络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成为目标和蓝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和方略。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跨越，这既是治国理政总模式的跨越性升级，也是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是符合世情、国情和民情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创新性理念。[7]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8]既然方向和目标已确定，阶段和步骤已规划，制度保障和党的领导已齐备，下一步就要具体实施，逐一落实，各个突破。
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而系统地制定了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路径和策略。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突出强调三者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衔接，针对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解决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最多、讨论最热烈的政治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针对国家治理的基础保障，解决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最多、教训最为深刻的社会议题；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国两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针对国家治理的内外环境，解决的是当前最受关注、挑战最多的秩序议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针对国家治理的机制体制，解决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务实、最琐碎又最为关键的组织问题。不得不说，“政府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制度”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政府治理体系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才能建立起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制度则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从经济格局到政治秩序，从文明冲突到信息革命，从全球秩序到价值观念，各个领域蓬勃发展，瞬息万变，颠覆性的变革和结构性的变迁层出不穷。从国内政治到地区政治，再到全球政治，充满变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世界格局正在迎面走来。“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9]内外环境的复杂交织，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这也注定：“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比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更具挑战性。”[10]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下，“中国方案”的蓝图会更完善，“中国之治”的明天会更美好！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新兴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资助项目、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最新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SJCXZ180305）
注释
[1][2][3][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11/06/c_138532143.htm，2019年11月6日，上网时间：2019年11月6日。
[5]《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0/c_129219069_2.htm，2016年8月10日，上网时间：2019年11月6日。
[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上网时间：2019年11月6日。
[7]高小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第9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9]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23/c_1123025806.htm，2018年6月23日，上网时间：2019年9月10日。
[10]庞金友：《百年大变局与中国方案》，《学术前沿·人民论坛》，2019年第4期，第29页。
Where I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Going?
—The Trend of Governance of China after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ang Jinyou
Abstract: As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great changes never seen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ny important statements made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bou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a's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have provided a fundamental basis and princi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rasping its trend. We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consolidate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give prominence to its leadership system, reasonably determine its target and direction,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strategy of the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is crucial for giving an answer to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on where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s going and wher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of governance are going.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capacity, "governance of China"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理论。主要著作有《政治学理论前沿十八讲》《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公民与国家：现代西方公民传统与国家观念》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