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京农业大学曲福田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长期以来从事土地制度研究。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荷兰皇家社会科学研究院等国际机构在自然资源制度研究领域的合作，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队伍。由团队成员马贤磊、石晓平、Nico Heerink、曲福田等著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绩效——基于三维产权安全内涵》在农业绩效的微观土地制度基础方面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提高农地产权安全的重要途径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土地使用权赋予农民，逐步实现农地资源的共享产权向个人化产权转变。然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究竟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产权安全水平？作者从多层级产权治理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动、农户自身行为等方面考察了农地产权安全性的形成机制。该研究发现，实际维度和感知维度的产权安全水平的自身形成机制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受到正式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外，还受到村庄治理规则（自治规则、产权情景）、非正式制度（信任机制）、农户自身特征（产权经历、长期投资行为）等因素影响。因此，国家正式法律法规与乡村治理规则、非正式制度间的高效融合才是提高农地产权安全的重要途径。
农地产权配置影响农地利用和农业生产行为
对此，作者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安全的土地产权提高了农户土地质量改善型投资吗？作者在充分考虑农地产权安全的内生性基础上，检验了农户感知的产权安全对农户私人决策型与自主治理型土地投资的影响，发现农户感知的产权安全水平显著影响农户自主治理型投资，但并不影响农户私人决策型投资。相反，私人决策型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户感知的产权安全水平。此外，作者也比较承包地和荒地产权制度差异对林果套种的影响，发现承包地上的产权越安全，越有利于激发套种行为，但是荒地上的套种更倾向于加强产权安全性。
第二个问题是安全的土地产权促进了农户关键生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吗？作者从土地流转市场和城乡劳动力流动市场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发现感知产权安全仅对具有高水平实际产权安全的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和流转契约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该研究考虑了实际产权安全的调节效应，有助于厘清实际产权安全和感知产权安全如何共同影响土地流转。此外，普遍的观点认为农民出于对土地产权安全的担忧被束缚在农村，阻碍农业生产转型和非农就业效率。“三权分置制度”和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激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然而作者发现，提高土地产权安全性能否如期达到这个目标仍然取决于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表现为在土地租赁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村庄，农户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对农户迁移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但在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育较好的村庄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凸显了农地制度治理体系的重要性
作者识别了土地投资效应、土地投入效应、土地市场效应、劳动力迁移效应四种效应，构建了描述农地产权安全与农业增长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发现了一个有意思但也令人惊讶的结论，即提高农户对土地证书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性感知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作者将其归因为土地租赁市场发育不健全。虽然这个结论仍然需要更多的经验数据去检验，但是作者指明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结论具有新意。
总体来看，作者的研究从农地产权制度转向产权治理体系，凸显了农地制度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同时也将农地产权安全形成机制的研究引向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的范畴，对后续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另外，在检验农地产权安全与农地利用行为、农业绩效时，团队研究充分考虑了农地产权的内生性、投资的组织模式、农地产权性质以及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联立性。这些微观的差异可能是未来农地产权制度绩效检验中必须重点关注的内容，它们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区域农村土地制度表现出绩效上的差异。不过，这里也要指出两个作者并未详细讨论的问题：一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基层治理能力逐渐提高，村庄治理能力提升后对农地产权治理有何影响？随着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势必发生显著变化，这又将如何影响农地产权的基层治理？二是作者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经营型的兼业和专业农户，随着“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诸如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组织模式逐步成长，农地产权制度如何影响新型组织模式的绩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