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脱贫攻坚收官战带来了巨大挑战，除了增加551万剩余未脱贫人口的脱贫难度外，也额外造成了200万已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和300万边缘人口存在致贫风险。尽管如此，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面对这一现实挑战，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在强化既有政策力度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优化政策组合，不断推进脱贫攻坚政策举措的完善与创新，精准施策，科学应对，确保今年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首先，稳定和增加农民就业构筑脱贫基本保障。面对国际疫情形势对就业造成的巨大冲击，应“稳”字当头，要加大财政、金融、税收、政府采购等举措力度，着力援企稳岗，确保农民就业稳定，千方百计开发更多新的就业机会。一方面，在支持农民就近就地创新创业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和谨慎评估创业尤其是农业创业的巨大风险，客观认识农民创业在资本、技术、管理上的局限性，优先鼓励和引导有一定实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工商资本到贫困地区创业，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大企业带动小农户稳定就业，避免因盲目创业带来返贫致贫的风险。另一方面，城市的人口聚集性和消费密集性为农民个体的自主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但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推进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几乎消灭了以往在城市中遍布的小吃摊、水果摊，只留下一些高度聚集但就业容量十分有限的小吃街。实际上小摊小贩的多样性、灵活性和便利性既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解决了庞大农村进城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计问题，因此在依法依规加强安全、秩序、卫生管理的基础上，可以因地制宜改变管理思路，放松城市中的个体经营管制，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
其次，以行政引导为推动力健全消费扶贫市场。本次疫情暴发时间与春节假期叠加，全社会各行各业消费需求严重积压，结合脱贫攻坚形势，多部门和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消费扶贫措施。从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在加强行政力量引导的同时，更需要借此机会健全和完善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扶贫市场。一方面，提升优质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核心。通过财政、税收等行政手段鼓励和引导专业营销公司进入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牧产品的品牌营销和包装，提升农产品的消费体验感，让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特色优质农牧产品以实力赢得消费者，进而建立稳定可持续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功能。扶贫产业的产品品种好不好、销路好不好、品质好不好是决定产品能否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扶贫产业能“真扶贫”的根本保证，正确认识和发挥市场对扶贫产业优胜劣汰的选择功能，让那些效益低、品质差、竞争弱的扶贫产业自然被淘汰；在消费扶贫中以对市场供需关系的准确把握为前提，主动引导顺应客观市场规律，防止行政干预过多导致扶贫产业逆向淘汰，避免“好心”办成“坏事”。
第三，提升数字领导力推动数字经济助力减贫。疫情期间的居家禁足无意中催生了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庞大市场，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在线消费等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成为平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生活消费的有力杠杆，也为进一步增进脱贫攻坚成效和提升减贫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要充分引导和运用数字经济助力脱贫攻坚。鼓励和引导数字企业充分利用信息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开发先进的技术平台和服务平台。例如，让贫困地区学校与大城市学校共享课堂等，以缩小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因技术所导致的福利差距，增强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可行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数字领导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干部尤其是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基层治理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形态，也对基层干部的数字领导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在脱贫攻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要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数字经济理念，提升基层干部对电子办公软件的操作能力，增强基层干部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乡村治理、扶贫管理和扶贫产品营销推广的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让数字治理在减贫治理中进一步发挥效力、释放潜力、提升助力。
【注：本文获得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的资助】
（舒全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