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的，因此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进与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属性，才能全面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入、传输、扩散和引导的历史进程，再现不同思潮之间交锋、促进、交融的传播轨迹。
【关键词】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 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空前活跃，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五四时期《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遥相呼应，共同构筑了南北舆论的共生空间，两份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效地整合了国内舆论场，推动马克思主义从众多社会思潮中发展成为主流社会思潮，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
近代社会思潮演变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逻辑关系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变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动因。随着晚清政治时局的巨变，西方“异质文明”进入国人的视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意识使“富强”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国人的目标，也成为贯通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演变的基本内核。还处在封建小农经济的中国在“求富”“求强”的驱使下，“中体西用”思潮开始在早期士大夫阶层传播，而严复对理性主义的开启真正动摇了“中体”的根本，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西关系的位移和中西思潮的争论仍然是整体思潮的演变特征，“自强”“求富”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内核，对于同样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传播到接受的发展轨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推进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但传播内容较为碎片化，传播进程缓慢。随着近代中国阶级力量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局面中，各阶级为宣传自身立场选择了不同的社会思潮：孙中山在对早期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中，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的传播，激发了国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二次传播；胡适对实用主义思潮的宣扬也从侧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面提示。
谁来传播：意见领袖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形成传播合力
根据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的信息并非直抵受众，而是要通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其作用主要是为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庶民的胜利”使传统的精英意见领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舆论引导合力。
意见领袖的迭代特征：传统精英意见领袖让位于先进青年意见领袖。通过分析《星期评论》的52位撰稿人可以发现，35岁以下的已知作者有19人，占比高达55.8％。在已知年龄的34人中，1919年满18—30岁的有12人，占比35％。可见，《星期评论》的编辑群以先进青年意见领袖为主，他们中或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戴季陶；或有一部分人仅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如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康白情等。
与《星期评论》的编辑群的青年特征明显不同，《每周评论》以“陈李”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意见领袖为主。1919年陈独秀已满40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积累了相当的威望，占据了中国近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时年30岁的李大钊更是早已在精英阶层展露头角，《警告全国父老书》使其名声大噪，后参与编辑《晨钟报》《甲寅日刊》《新青年》等刊物，在创办《每周评论》之前，李大钊已经跻身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阶层，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每周评论》反映了传统精英意见领袖对政治时局的关切。
《每周评论》与《星期评论》的编辑群交往密切，经常互通撰稿。但总的来说，两份周刊的核心编辑群存在一定的代际之隔。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作为青年一代的革命导师，影响了新一代青年学生的思想认知。这种代际之间承上启下、相互联系的关系使得《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在内容与风格上十分相似，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姐妹周刊”。
意见领袖的圈层特征：精英文化的圈层性与排异性。通过分析编辑群的籍贯可以发现，《星期评论》作者中浙江籍最多，约占全部已知籍贯作者的43％。相同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构成了浙江籍知识分子的文化圈层。同一圈层内对相同内容的接受与理解具有共性，容易形成圈层内的向心力。“沈定一、戴季陶、施存统、俞秀松都是浙江同乡，这再次证明了同乡的向心力”。浙江籍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都参加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并在戴季陶、陈望道等浙江籍同乡的启发下，逐渐走向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每周评论》的编辑群的籍贯较为分散，个体的排异性特征较为明显。自明清以来，西方思潮以北京为中心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北京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依托北京大学创刊的《每周评论》也因此成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集结地。由于个体间差异性较大，通过《每周评论》将不同个体连接起来，使个体间形成相互对照和借鉴，在进一步互动中实现不同圈层之间的凝聚力。
为何传播：报刊主编的思想倾向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报刊编辑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为什么传播”的问题与报刊编辑的意图和思想倾向有直接关系。五四运动时期，报刊主编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如果不研究报刊主编的思想倾向，就很难完整了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貌。
主编思想倾向不同导致两份刊物的传播内容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侧重。根据戴季陶的观点，传播理论就是为了真正了解理论，更好地为巩固中华民国的理论基础而服务，因此《星期评论》整体偏理论性。而以“陈李”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启蒙者从传播伊始便将理论传播与中国劳工实践相联系，应用性特征明显。因此《每周评论》注重应用性传播，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如何传播：媒介议程设置和舆论呼应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发展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与大众媒介的传播与舆论引导具有密切联系。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胡适开始加入实用主义思潮传播的阵营中。胡适曾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主编胡适试图通过议程设置抨击马克思主义，传播实用主义的企图。针对这篇文章，李大钊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反革命理论进行了反击。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发知识界的各种讨论，其中《星期评论》也参与进来，认为《每周评论》被封是因为“主义”不和。此处的“主义”涉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议题本身，形成了南北舆论合力，促使受众因报刊提供的议题加强对“问题与主义”的关注程度，在阅读行为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加强了舆论传播效果。
（作者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众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2）和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复杂舆论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18N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龚书铎：《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杨宏雨：《〈星期评论〉作者群研究》，《理论学刊》，2018年第3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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