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百年来，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从不曾停息，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面对传染性强，又会造成惨烈局面的大规模传染病，古人通过实践积累了很多应对疫情的措施，同时也慢慢形成了正确的防疫意识。
【关键词】古代 瘟疫 瘴气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原始人缺乏医学手段，易受传染病戕害，一场伤寒或流感就要了无数人的命。但实际上却不一定。原始社会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缺乏交流，人口稀少，传染病相对不易传播。原始人的主要疾病是外伤、口腔疾病、骨关节疾病、难产等。那时候的营养水平和居住环境决定了人类体质的羸弱，但稀疏的人口密度守住了阻断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逐渐密集，贸易、战争逐步增加，传染病开始有了广阔的舞台。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地理环境决定了瘟疫传入的渠道。东方是浩瀚的大海，南方是密集的亚热带丛林，先秦时期与这两个方向的交往较少，因此传染病的传播主要不是这两个方向。至于北方，大草原是啮齿类动物繁衍的场所，鼠疫等疾病很早就开始影响中原，例如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就有疑似新石器时代鼠疫的痕迹。鼠疫在中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学者认为东汉后期的“疫气”是斑疹伤寒，也有人认为是鼠疫，金末、明末都曾经暴发过大鼠疫，19世纪中期云南地区和1910年的东北地区都曾经暴发过严重的鼠疫，两千年来鼠疫在整个欧亚大陆来回摆荡，可能是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传染病之一。
至于西域，虽然有种种证据表明可能在殷商时期就与内地有贸易往来，但谈不上频繁，所以传染瘟疫的机会较少。虽然汉武帝时期西域与内地建立了陆上丝绸之路，打开了交通渠道，但是路途艰险，限制了人群的大规模频繁交往；行走艰难，吓阻或淘汰了身体较弱的患者；行程长，超越一般传染病潜伏期，病发者会被自动淘汰。丝路贸易是阶段性的辗转贸易，会有不少短途路线，所以做不到完全的隔离，还是会有一些外来疾病传入，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来了天花。
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中国被裹挟进入了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瘟疫传播的主要渠道。海船速度快、载货量大、结构复杂、舱位拥挤、卫生条件差，老鼠等小动物视之为天堂，疾病随着海船传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例如西方殖民者来到美洲，带来了流感、天花和斑疹伤寒，这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的印第安人是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印第安人也将梅毒带回了旧大陆。除此之外，18世纪的法国鼠疫、19世纪的真性霍乱、19世纪中期的鼠疫的大规模传播都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船”。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古代的瘟疫以本土自发瘟疫为主，即便有外来疾病也有足够漫长的“消化”时间，瘟疫种类主要有流感、结核
病、疟疾、鼠疫、伤寒、天花、白喉、肝炎、麻风等，相对来说变化较少，对某些疾病可以实现免疫或者部分免疫，或者有时间逐步积累经验，找到应对方法。
中国古代的防疫经验
中国古代的思维重归纳、轻分析，在古人关于瘟疫的思维中，“气”始终是一条主线，古人相信“天地人混合为一”，所以气候、地形、地势被认定是疾病的致病原因，其媒介则是气。例如，《淮南子》曰：“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疟，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残，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这样的思维有一定的观察经验作基础，例如“林气多疟”，林木繁茂之地多蚊虫，疟疾盛行；“险阻气多瘿”，山地居民由于饮食结构缺陷多缺乏碘，导致甲状腺疾病多发，自古及今均是如此；“岸下气多肿”，则可能指的是近水居民多血吸虫病。
古人总结出得病的六条渠道：一是与病人的直接接触；二是与病人长时间或者近距离的接触；三是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四是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五是饮食；六是遭鬼排击。可以看到，在这六项之中，前四项都和气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具体到传染病方面更是如此。
张仲景《伤寒论》是在观察东汉后期长期蔓延的瘟疫基础上总结汇集而成，提出了伤寒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以天人感应和表里虚实为基础，将病源归纳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其中所谓外因，即“六淫”；而所谓内因，陈氏指出乃七情所伤，七情者，指的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而这一切都归结为气， 但具体的传染机理则较为模糊，这一状况直到明末大鼠疫期间吴有性推出《温疫论》才得到扭转。他突破了伤寒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的束缚，否定了气的“气候”属性，指出了“杂（戾）气为病”以及其复杂性，不再笼统说“气”，将致病原因进行界定和细分，使治疗更有针对性。
吴有性还注意到鼠疫传染的渠道，即口鼻传入，到达膜原，他在《温疫论》卷上《原病》说：“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伤寒学说对传染病感染渠道从没有清晰的论述，实际上医家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模糊处理，吴有性口鼻膜原论毫无疑问是一种突破。吴有性注意到的人际呼吸道传染，可能是中国最早有关肺鼠疫的论述，早于1910年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中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对鼠疫的防备有了理论前提。
古人从实践出发具备传染病隔离的意识。《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弟子冉耕患病，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邢昺疏：“冉耕有德行而遇恶疾也。”所谓恶疾特指麻风。冉耕得病时曾被隔离。
《云梦睡虎地秦简》也有对麻风病的审查和隔离程序，《封诊式》记载吏组织医人对某疑似麻风患者进行诊断，医人注意到患者眉突（秃），龈本绝（牙龈萎缩），鼻腔塌坏，刺其鼻不嚏，肘膝有溃烂。其手无汗毛。令其出声，声音嘶哑，医人断定“疠也”。“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处以城旦，鬼薪刑罚的人得了麻风病，如何论处？应当送往麻风病人收容所）这是对刑徒的管理规定。
在好莱坞巨制影片《宾虚》中出现了古罗马时期的麻风谷，即麻风病人聚居的与世隔绝的山谷，唐代就有类似的场所，《太平广记》卷一〇七“强伯达”条引《报应记》：“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癞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嘱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贻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这是麻风病世代感染的史料，同时也说明当时有把麻风病患者放置山中隔离送死的做法。这是因为麻风病是传染病，而且患者外型恐怖，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引发恐慌，所以使其远离尘世就成为当时常见的应对手段。
还有所谓在家自我隔离，《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所谓“时疾”即季节性传染病或者流行病，晋代的规定是朝臣家有三人以上感染同样疾病，则该大臣百日内不得入宫，以免传染。但这却造成一些官员借机偷懒。王彪之认为瘟疫盛行时期有此制度会导致朝堂无人，建议废除此规定。
古人通过经验积累，也会找到规避某些疾病的措施，例如瘴气。所谓瘴气，实际上是南方多种地方病的总称，并非确有一种“毒气”。南方闷热潮湿，自然环境与北方迥异，很多地方病对于北方人士来说闻所未闻，而且北方人士常常由于水土不服、缺乏抗体、缺乏规避疾病的经验等原因更容易受到这些疾病的侵害，由此产生恐惧感，而古人善于归纳的思想方式把这些未知疾病统统归为“瘴气”。
那么，哪些疾病会被归为瘴气？《岭外代答》卷四《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合体，包括疟疾、痢疾、脚气（维生素B1缺乏症）、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热、黄疸等。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则具备南方特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几乎是瘴气的“总代表”，这与疟疾种类有关，中国南方的疟疾主要是恶性疟，而北方主要是卵形疟、间日疟、三日疟。气候足够温暖，水资源足够丰富，就可能导致恶性疟原虫广泛分布，嗜人按蚊、微小按蚊是恶性疟原虫的宿主，多生存于北纬33度以南，从而使恶性疟疾在南方广泛传播。恶性疟患者畏寒、头痛、高烧，继而严重贫血，死亡率极高，古人最为恐惧。
如何预防瘴气？首先，尽量规避容易产生瘴气的季节。疟疾等疾病有一定的季节性，这与蚊虫活跃程度正相关，所以夏季瘴气较盛，诸葛亮《出师表》强调自己“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实就是在强调自己冒着瘴气出征的危险。所以，冬季是南方动兵的好季节。唐代天宝以后，南诏崛起，对唐用兵多选在冬季瘴气减弱之后，故唐朝专门在边境设立防冬兵，冬来春去，因为暮春以后基本无兵事。
其次，规避容易产生瘴气地带。这往往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古人虽然不知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疟疾病源，但是却能凭直觉意识到潮湿地界多疟疾，从而保持对“卑湿”环境的警觉。孑孓所生长的地方多为平静死水面，而蚊子的特性就是一生不会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所以低洼潮湿地带多疟疾。古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宋代许洞撰《虎铃经》卷一○《疫气统论》曰：“结营须相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燉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疟疠生焉。”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改造城市死水面，或者搬迁远离死水，达到躲避瘴气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远离蚊虫孳生地。《全唐文》卷五一三《漳州图经序》记载：“（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716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废故绥安县地也。”
有了足够多的经验，就可以形成正确的防疫意识。例如鼠疫酷烈，肆虐久矣，但发现鼠疫杆菌是1894年的事情，所以人类长时间不知道这种瘟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公元1792—1793年，中国云南等地暴发大鼠疫，死亡累累，云南赵州诗人师道南写了《鼠死行》，记录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惨状，并且第一次明确将老鼠与鼠疫相联系，尽管不是清晰的因果关系，但已经有了初步的模糊认识。诗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这已经将老鼠的死亡与人类疫病联系起来。古代很多防疫措施就是源自于这样长期的经验积累。
中国古代的防疫手段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认知尚未形成的时代，经验往往先行，在免疫学理论还未诞生的时候，中国古人就通过经验找到了消灭天花的途径——种痘。这是中国古代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其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发低烈度天花，使得患者产生抗体，清代《痘科金镜赋集解》：“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人痘据记载有四法：一是痘衣法：取天花患儿内衣给健康小儿穿着；二是浆苗法：采集天花患者脓疮浆，用棉花沾上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诱发低烈度天花进而产生抗体；三是旱苗法：把痊愈期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研粉，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四是水苗法：把痘痂研粉水调，用棉花包起塞入鼻腔。后两种安全性较高，故逐渐成为主流。但是人痘法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不是一种绝对安全的免疫法。
清康熙年间俄罗斯听闻中国有此法，特地派人来理藩院学习。后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M.L.Montague）将此法传入英国。由此间接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牛痘，他发现牛奶工不会得天花，因为她们从牛身上得过轻度天花，詹纳时代并无免疫理论，但他决心试验，1796年人体试验成功，一名儿童在人工控制下接种牛痘，随之发烧，进而痊愈。但牛痘推广则归功于拿破仑，1804年4月，拿破仑发布种痘令，劝告国民种痘，第二年命令军人必须接种，只有患过天花病的例外，有效遏制了天花在法国的流行，其后各国效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强制免疫。从此天花得到了遏制，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之后为世界作出的一大贡献。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谭婧泽、徐智等：《中国新石器时代古代居民体质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
②张嘉凤：《“疫病”与“相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魏晋至隋唐之间医籍的疾病观》，《台大历史学报》，2001年第27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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