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别在我国香港问题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问题上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标准，对前者的“港独”行径、暴乱行为大加赞赏甚至出资出力并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后者的独立活动或是沉默不语，或是批评指责。西方国家对于自己国内出现的游行、示威或其他社会不稳定行为，更是一边倒地持反对和批评态度，并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不仅如此，在有关国际贸易、政治体制、人权、反恐、环境保护、新闻传播等方面，西方国家在评价自己和其他国家的行为时也普遍展现了“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制造了一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西方国家往往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恣意评判，不惜扭曲、歪曲事实。
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客观、中立，更是对置于被评判地位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维和观念，而这种霸权观念来源于西方国家在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背后的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借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采取了一种“双重标准”的价值和话语体系。而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输出，助长、强化了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的心态。
观念根源：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欧洲中心论”。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优越论”或“欧洲中心论”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传统。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于其他民族的不屑和拥护希腊民族的统治性，“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了”。[1]这种对本民族的自信和对其他民族偏见同样见诸于古罗马时期。罗素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就像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国境以外的世界有着相当的优越感和恩赐态度。尽管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罗马还是受到傲慢的支配，就像它的文化祖先希腊一样”。[2]中世纪基督教时期同样如此。16、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布丹、孟德斯鸠等人的著述中一直存在着“欧洲优越论”的论调。然而，这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尚未形成一种价值和观念上的“欧洲中心论”，直到18世纪末期。
如果说近代以前西方国家还主要秉持一种民族偏见的话，那么，18世纪以后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论调。18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启，世界不同角落的国家逐渐联结在一起。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欧洲国家在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国家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为圭臬的价值、观念及其话语，并将西方国家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一种优越感，从而在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上体现为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布劳特曾经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过界定，“欧洲中心主义包括一整套信条，这些信条是经验主义现实的说明，教育者和不带偏见的欧洲人把这些说明看作是真理，看作是得到‘事实’支持的命题。”[3]
“欧洲中心主义”论的信奉者将欧洲国家在工业运动和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丰富物质看作具有必然性的结果，这种必然性来自欧洲社会中建立的价值观念、文化和制度，他们把欧洲的价值、制度看作是最先进的、最合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规律性东西，将其他地区和国家看作是落后的、低度文明的社会，强调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高文明，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方向，坚信其他社会必将走上西方同样的道路，经历西方国家同样的发展历程。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基础上，国际社会各个国家日益联结为一个世界性的、互相依存的体系中才可能发生。在世界体系的交往中，西方相对于非西方社会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交往出现了不平等的关系。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典型讨论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在探寻后发展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时，认为不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主因。弗兰克指出，“低度发展并不是肇因于旧制度的余存，也不是那些遗世独立，缺乏资金之落后地区在作祟。相反地，当初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今日成为其发展的阻碍；这个历史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4]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不正常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表现为在国家经济结构和国际贸易中，后发展国家处于提供初级产品、能源和原料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通过资本、技术等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结构，不发达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经济结构脆弱。这种依附关系才是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和落后的根源。沃勒斯坦则提出了一种世界体系论，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运动的扩张，所有国家均进入了一个世界体系，“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间，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5]在世界体系中，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是一种以不平等交换、剥削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式关系，在政治上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与其他国家的服从和丧失自主性为特征。不管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均可以看到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的等级制秩序。国际社会并非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级制，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型权威结构，西方主导国对非西方的附属国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就表现为霸权思维及其话语。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与对国内以及西方世界内部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就是“双重标准”的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主义”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强调西方文明完全是其内部发展的产物，西方发明和创造了近现代文明世界，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是唯一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供世界其他民族模仿的模式。[6]而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则进一步从实践上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近代以来，作为一种历史观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某些西方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只要非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只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和话语体系就将长期存在。
制度根源：自由民主制度
“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行其道，还在于这种话语背后所依赖的西方制度体系。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西方世界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制度，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而非西方国家发展落后的原因归咎于非民主体制。正是这一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西方“双重标准”的重要内容来源。
首先，西方国家从民主—威权的简单两分法角度来划分政体类型，将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体看作威权政体。在当代西方国家的理解中，“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决策的权力”。[7]民主就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这就是民主的标准。[8]相比之下，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就是威权政体。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将威权概念运用于对拉丁美洲、南欧等一些国家政体的描述，甚至还划分出了转型政权；军人政权，又分为军人专制型政权、军人寡头型政权（包括护卫型军人政权、统治型军人政权）；文人-军人政权，又分为官僚-军人政权、合作主义政权（包括排斥性合作主义、包纳性合作主义）；平民政权，又分为民族主义动员型政权和法西斯主义动员型政权。[9]西方国家一直将不符合自由选举、多党竞争等西方民主标准的政体均归入威权模式，将威权政体看作是不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邪恶政体形式。这种唯西方民主政体为圭臬的做法不仅无视国际社会政体形式的多样化，更是表现出一种霸权主义的思维逻辑，将充满意识形态化的政体标准强加于别国，忽略了不同国家对政体模式的自主选择。
其次，从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体制是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模式。在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国家应当实行多元主义政党体制，因为政党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政党是不同利益的组织化表达方式。众所周知，政党的兴起是现代政府的标志之一。政党主要扮演了政府的缔造者尤其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角色。[10]现代政党政府的建立，为政党合法地参与政治竞争提供了基本舞台。政党竞争的结果产生了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之分。然而，正是这种政党竞争造成了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政党竞争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政党均将选票作为唯一的政治目标，为了争夺执政权而不惜陷入恶性竞争。政党为了拉选票，不得不迎合选民的意见，从而造成政策主张的短期性，缺乏真正的公共利益导向和长远规划。为了吸引选民，各个政党在政策纲领和主张上极化现象严重，各种极右翼、极左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层出不穷。在美国，19世纪以来两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而当极端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 [11]政党恶性竞争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钱，金钱政治的盛行严重腐蚀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当政治与资本联姻时，政府不得不服膺于资本的力量，不仅会导致政治偏离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也会导致政治腐败。政党政治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多元主义竞争的局面，甚至政党恶性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在西方国家看来却是真正民主的反映。根据西方国家对政党制度的这一理解，只要实行的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就会被指责为非民主国家。
最后，从竞争性选举角度来评判其他国家的选举制度。按照西方国家的看法，人民享有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即人民主权），国家统治权的具体行使方式就是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再由代表组成议会来行使，因此，选举是产生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途径。为了确保政府官员负责，每隔几年举行一次选举就成为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12] 这就是西方代议民主制形成及运行的基本逻辑。然而，今天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退化为选举政治，议会民主变成了选举民主。在西方标准的教科书中，“民主政治就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13]人们常常以为选举民主的确立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但很多实证研究表明，选举与正当性的建构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在成功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正当性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建构的。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输出端。与选举体系建构有效代表的能力相比，政治正当性至少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质量。[14]无论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多么完美，对于一个无法提高经济增长、给人民带来安全保障、维护社会平等和提供合格公共产品的政府，人们不会对它的民主给予很高评价。[15]当代许多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落入了大众政治选举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选举所代表的程序民主仍然要优于实质民主。不管国家治理的结果如何，只要不符合西方的竞争选举民主标准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该政体就不是民主政体。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民主化的浪潮，这一运动从南欧蔓延到亚洲、拉美、非洲、前苏东、中东等地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国际社会所谓的民主国家超过了非民主国家。一时间，西方国家对于民主发展的前景充斥着乐观主义的情绪，甚至喊出了“历史的终结”论。美国学者福山发文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自由民主成为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16] 1992年，福山更是宣称“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17] “历史终结论”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宣言，为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正是在“历史的终结论”作用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民主推动、民主输出的战略，对没有实现西方式民主的国家普遍展开了民主支持甚至政权颠覆活动。针对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西方国家将其鼓吹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便是“双重标准”的典型体现。
行动根源：民主输出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观念指导下，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试图输出其价值和制度，其核心就是输出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以促使非西方国家逐渐变成民主国家，最终实现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目标。这种民主输出战略及行动在许多国家中大行其道，使得西方“双重标准”有了肆意评判的空间，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国家坚持“双重标准”的心态。
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所谓的民主促进活动孜孜不倦、不遗余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积极进行民主输出，通过强加、有条件约束和激励等方式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将西方的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制度输出到这些国家。
在各种民主输出的行为者中，美国无疑是最活跃的、最有影响的民主输出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颁布了《援外法案》，设立促进民主基金，以民主的名义对亚洲、中东和拉美地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和个人提供援助，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演变。70年代后，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把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和人权事业作为核心外交政策，力图通过经济制裁、经济援助和军事行动等方式来推动他国的民主变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曾指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的范围基础之上……民主和政治经济自由在世界上的范围越是广泛，尤其是在那些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实现民主，我们的国家就越是安全，越是有可能保持繁荣。”[18]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成立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专门资助其他国家的反威权政府和民主变革运动。该基金会的宗旨是，“自由是全人类的渴望，它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度、程序及价值而得以实现”。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支持封闭社会中的民主人士、巩固新生民主政权、与其他民主基金会合作、在新民主国家中培养合作组织、促进对民主的研究、致力于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19]根据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说明，该基金会每年拨款大约1万多笔，每笔拨款约5万美元。[20]在中国，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积极支持所谓人权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支持在中国推进改革的项目，例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等。其中国项目包括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帮助互联网使用者逃避官方的监控、资助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组织及其人员，以及资助“藏独”“疆独”民族分裂组织。近年来，该基金会还加大了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注，包括支持公众民意调查、人权监督团体、监督政府治理与宪政改革的思想库等。[21]在近期香港暴乱事件中，充当反修例急先锋的组织“香港人权监察”，多年来接受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拨款共达1500多万港元。自1995年到2015年初，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通过其下属机构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累积资助总额超过395万美元。2018年，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其对所有国家的拨款中，中国居首位，达650万美元。[22]二战以来，美国总共干涉了100多次他国的选举活动。目前，美国对全球国家的民主扶持和推动范围从拉美逐渐延伸到亚洲、中欧、东欧、以及非洲等几乎所有的地区，民主推进策略也以强加、控制为主转变为鼓励、支持、控制等多种方式的结合，并在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和尚未发生转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话语标准和行动策略。近年来，美国又成立了许多新的民主促进组织，如国际发展美国委员会、全美民主捐助协会、国家问题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这些组织的民主推动涉及政府功能、宪政改革、公民教育、选举、军民关系等诸多领域。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总结了美国推动民主化的各种手段策略，包括：政府领导人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出台人权报告，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民主思想；通过各种条件来施加经济压力和制裁；采取外交行动，任命一批支持民主的驻外使节；对民主力量进行物质支持，资助新兴民主国家的投票活动；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威胁或直接干预；推行多边外交，通过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实施影响。［23］
相比于美国，欧盟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主促进政策更着眼于长期的经济、文化的渗透，大多采取非强制方式，借助西方国家的繁荣稳定为示范效应，以欧盟的成员国资格为条件，通过经济、文化的“软实力”影响来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冷战结束后，欧盟也开始增加了对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民主支持和促进活动。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采取了“欧洲化”的政策，将欧盟内部国家的宪政原则输出到这些国家，并以加入欧盟作为条件推动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民主转型和稳定发展。欧盟使用的“欧洲化”策略主要包括：首先，从原来的双边制裁来源向多边制裁来源的转变；其次，从强加制裁向提供好处的转变。后者通常采取发展援助的形式或进入国际行为者俱乐部的形式。[24]1993年欧洲理事会规定，诸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保护等规定性特征，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符合上述原则所确定的标准。1993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对于加入条件规定了三方面的标准：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有能力经受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经济标准）；有能力服从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日常生活、有效尊重人权、保护少数人及尊重他们的权利（政治标准）；接受欧盟的规定，有行政和司法方面的能力来履行欧盟的义务（其他义务）。[25]欧盟对想加入的国家提出了具体标准和改革措施，其中，对于民主改革的目标包括：改进议会决策过程的效果；改善政府的稳定性、责任和效率；分权和地方政府选举及其运行的民主化；公务员机构中更多的透明、效率和职业主义；加强司法体系的独立、职业化和参与性；消除腐败。尊重人权则涉及对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的承认与加强，保护少数人权利涉及消除对少数人的歧视，承认他们的权利。[26]在冷战后10多年的时间里，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罗维尼亚、保加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马耳他，在满足欧盟对于民主的标准要求后，正式加入了欧盟。
欧盟的民主输出战略不仅影响了欧洲范围内的国家，也影响了欧洲周边的国家。2003年欧盟的“大欧洲”计划中，欧盟委员会针对周边国家确立了一个目标：立足长远，为欧洲邻国建立基金，旨在促进目标国的民主、经济发展和深化贸易。在后来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促进和平、推动欧盟价值观和促进人类的福祉，欧盟的目标就是坚持和促进上述价值。[27]在欧盟的民主支持政策下，北非、中东、中亚地区的突尼斯、巴勒斯坦、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家的政治变革纷纷受到欧盟民主输出的影响。
但是，民主输出在受影响的国家中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社会改变和发展。相反，不少国家由此陷入内战频仍、经济衰退的境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也门、土耳其、伊拉克、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利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洪都拉斯等国家建立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但这些国家却长期陷入了地缘政治博弈和内战冲突，社会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建立和平繁荣的民主制度的希望日益渺茫。即使是一些建立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也频频出现民主遭受腐蚀、民主质量低下的现象。正如克罗瑟斯指出，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中，政治冲突、法治软弱、民主缺失等始终是这些社会的核心问题，它们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长期的政治传统以及基本的文化模式，那种以为通过短期灌输、项目援助及技术支持就可以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想法是缺乏逻辑基础的。[28]
价值上以“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观、制度上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趋同体制、行为上以民主输出作为行动策略，构成了西方“双重标准”思维和话语的政治根源。在涉及国家主权、人权、政治体制等问题时，西方国家利用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话语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大搞“双重标准”。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前，非西方国家在相当时期内还处于这种西方“双重标准”的阴霾中。面对西方的“双重标准”，非西方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彻底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的不平等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双重标准”的话语霸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课题“全球民主回落背景下后发展国家民主制度多样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BZZ05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左梦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民主问题。主要著作有《民主的要义——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等。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61页。
[2]［美］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3]［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4]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第162页。
[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6]叶显明：《“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7]［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
[8]［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页。
[9]Anton Bebler and Jim Seroka, 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Classification and Typologi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1990, p. 98.
[10]［美］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姚尚建、沈洁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11]［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6～447页。
[12]［美］拉尼·尼吉尔：《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载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13]Hans Keman, ed., Comparative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2, p. 164.
[14]［美］博·罗斯坦：《建构政治正当性：选举民主还是政府质量》，载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5～218页。
[15]陈尧：《科学辨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1日08版。
[16]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 Interest, 1989, No.16, pp. 3-18.
[1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18] Bill Clint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1995, p. 2.
[19]陈向阳：《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
[20]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网站，网址：www.ned.org.
[21]陈向阳：《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
[22]任成琦：《美国给了乱港分子多少“赏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26日，第1版。
[23]［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04～107页。
[24]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Imeo Brouwer, "Conceptualizing, Researching and Evalua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Florence, Italy, Working Paper, 99/9, 1999, pp. 10, 15-16.
[25]European Commission, Agenda 2000, Volume 1,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ission, Strasbourg, 15 July 1997, Doc. 97/6, Part 2, pp. 1-9.
[26]Diane Ethier, "Is Democracy Promotion Effective? Comparing Conditionality and Incentives", Democratization, Vol.10, No.1, 2003, pp. 99-120.
[27]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2004, p. 12．
[28]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98.
责 编／赵鑫洋
Concept, System and Action: Multiple Sources of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West
Chen Yao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judged their own and other countrie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by "double standards".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West is due to the values of "Western centralism" conceptually and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stitutionally. Due to the democratic output strategy and action, "double standards" can still exist today in the West. Only by sticking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l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the non-Western countries fundamentally break away from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of "double standards".
Keywords: Western centralism, liberal democracy, democratic out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