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 周 程
【摘要】“读心”这一传说中的超能力一直令人心驰神往，尽管20世纪流行一时的通灵学已经被划入伪科学范畴，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读脑成了“读心”的新进路。对大脑的研究使得脑电图、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脑部探测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籍此人们加深了对脑部结构与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心灵活动的理解。“读心”不仅是对自我精神的追问，而且还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社会实践需求。但目前的读心术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不仅有可能会给隐私保护、心灵自由以及人际交往中的含蓄表达带来新的挑战，还可能加剧当下热议的“PUA现象”。
【关键词】读心术 读脑 脑科学 心灵哲学 科技伦理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1.001
吉普赛人的水晶球中泡影绰绰，挤满了人们对心灵的好奇以及窥视心灵的隐秘渴望。神秘的读心术就萌生于这颗摄人心魄的水晶球之中，多少年来它如传说中的鬼魂一般游荡在人类社会的幽暗缝隙里，令怀疑它的人敬而远之，也令深信它的人趋之若鹜。今天，读心术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只不过这一次它不再寄居于古老的水晶球中，而是托身在脑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那么，科学这颗人类引以为傲的水晶球能否像她承诺我们的那样照亮通往人心之路？
何谓读心
读心术与伪科学。世界上的大部分文明中都不乏对人类超能力的想象，而在这些超能力中，有一项超能力尤其令人神往，这就是读心术。人类对读心术的渴望并不难理解。首先，人是社会性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我们大部分人从早到晚都要不停地跟其他人类个体打交道，而微信等社交软件的风行无疑又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繁程度，因为它把这种交往的成本（不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然而，这种交往并非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顺畅的体验，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自青春期以后就渐渐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而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揣摩他人的心思上面。比如，在恋爱中，当女朋友说“吃什么都行”时，体贴的男生就要不遗余力地忖度出对方究竟想去什么样的饭馆；而在职场上，当老板吩咐下属“去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时，年轻下属恐怕难免要战战兢兢地忖度老板口中的“处理”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旦脉把得不够准，爱情和事业便会岌岌可危，岂可不慎？可奈何造化弄人，即便我们费尽心机地去揣摩他人的心思，最终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当我们竭尽全力但还是没能猜透对方的心思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如果能够直接读出对方的心思，那将会给我们省下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呀！正是在这种朴素的渴望支配下，从古至今人类都未曾停下过追逐读心术的脚步。
然而，在古往今来的各种读心术之中，除了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脑科学（包括一切以大脑结构和功能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领域，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等都属于脑科学）里的读心术，还有没有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读心术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读心术的传说并不罕见。甚至于，吉普赛人的水晶球读心术在今天已经有供现代人测试的网络版本；而且在很多魔术表演与神秘活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读心术的踪影。但是，这类读心术都不能被归入科学的范畴，因为科学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可证伪的，而这几种读心术基本上都不符合这一标准。
无需使用任何已知的人类感官渠道或身体互动就能够实现人际之间信息传输的心灵感应（telepathy）也许可以算是有点科学味道的读心术。“心灵感应”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具体来说，它是在1882年由古典学者弗莱德里克·W·H·梅尔（Frederic W·H·Myers）提出的（Myers, F·W·H., 2012）。在当时，心理学家们希望借助新兴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解释长久以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心灵感应现象。这种狂热导致在20世纪初涌现出大量有关心灵感应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摸到了科学的门槛，但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或者说，至少不能算是好的科学，因为它们之中的实验往往缺乏可重复性，而且在变量控制上也存在很大缺陷。再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关于心灵感应的研究热潮逐渐退却，因为越来越多的心灵感应案例被剥去了神秘面纱，它们或者被心理学知识所解释，或者被发现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是，心灵感应研究刚刚摸到科学的门槛就被科学家拒之门外，以致后来被归入不被主流科学所接纳的通灵学（parapsychology）的研究范畴（Drees, W B., 1998）。
尽管上述读心术都难登科学殿堂，但其并不能阻碍人们对读心术的热情。事实恰恰相反，随着脑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萌生出了通过科学这颗水晶球洞察心灵的想法，而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读脑术。
读心与读脑。今天，脑科学语境下的读心术在实质上是读脑术（brain-reading）。表面上看，这种名称的变化不值得过多关注，但实际上，名称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微妙的观念变化。当我们说“读心”时，研究对象自然是人的心灵（mind），但人的心灵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不过在科学领域中至少有一点是获得较多认可的，那就是，心灵是一个功能性概念，换言之，任何能够实现心灵功能的东西都有理由被认为拥有心灵。功能概念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多重实现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即同样的心理功能可能被不同的物理系统实现（Bickle, J., 1998）。这就好像电脑的软件和硬件，如果把软件当作一个心理功能，那么硬件就是实现该功能的物理系统，同一个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这便体现了多重实现性。所以说，“读心”这个概念尽管明确地把心灵作为研究对象，但却没有预设承载心灵或者说实现心灵功能的“硬件”究竟是什么。与之相对，“读脑”在这方面就十分具体了，即它明明白白地预设了心灵与大脑活动的对应，读脑的过程就是通过收集和分析大脑活动数据来推出跟这些大脑活动对应的心灵活动。当然，有人会说，“读心”之所以没有预设承载心灵的物质基础，原因在于其物质基础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是大脑还能是什么呢？这个结论有一定道理，但有些过于草率，因为在今天的科学和哲学界，人们愈来愈多地发现大脑很可能不是心灵栖息的唯一场所（Clark, A., 2011）。比如，在哲学层面上，有心灵哲学家认为人的身体甚至人所处的环境都会参与到人的心灵活动之中；而在科学层面上，近年来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的大脑活动与肠道系统（如肠道菌群和肠道免疫系统）的关联（迈耶，2019）。所以说，把读心等同于读脑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不言而喻，这种等同实际上应当被看作一种预设或者假说。
读脑术尽管听上去十分复杂，但其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要想读脑，我们就要绘制出一张人脑和心灵的对应关系图。这张关系图就像是一个映射，左边是我们大脑的各种活动状态，右边是我们心灵的各种活动状态。有了这张关系图，只要我们探测出一个人的大脑活动状态，就能顺着映射找到该个体所处的心灵状态。那么，要如何获得这种关系图呢？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个体处于某种已知的心灵状态之下，然后把该状态下的大脑活动与基准状态下的大脑活动进行对比，如果大脑的某个区域在前者中异常活跃，那么我们就推论该区域的活动跟该心灵活动相关。
当然，原理的简单并不意味着读脑术的发展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因为科学中存在很多“原则上”可行但实际上很难操作的事情。例如，如何测定大脑的活动？原则上最精准的方法就是在一个或多个时间截面上测定大脑每个神经元的活动状态，而这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把大脑打开，而这显然是不符合生命伦理规范的。不仅如此，即便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由于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惊人，因此我们获得的数据必然是海量的，而这样海量的数据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是很难得到妥善分析和处理的。于是，人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指标来考察大脑的活动状态，例如脑电波强度、脑血流量和血氧饱和水平等。这些间接手段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它们是无创的，但也正因为它们不能与神经元亲密接触，故而在分辨率等方面都存在各自的短板。所以，读脑术虽然已初具规模，但要真正成气候却也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
如何读心
在脑科学语境下，现有的读心技术可谓种类繁多，常见的包括脑电图（EEG）、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弥散张量成像（DTI）等。不过，不同研究者对这些技术的分类略有不同。例如，按照脑成像技术的成像结果，这些技术被划分为脑结构成像技术和脑功能成像技术两大类，前者关注的是大脑不同区域的空间关系，如哪些区域与哪些区域毗邻，而后者关注的是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关系，如哪些区域共同实现某一大脑功能。按照电极的植入位置（颅内、颅骨上、头皮上），这些技术又被划分为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植入颅内或放在颅骨上的属于有创技术，其受试者一般为病人，例如，在符合生命伦理的前提下，医生会在手术中对病人的相关区域进行刺激，以此获悉该区域与哪些功能相关，放在头皮上的属于无创技术，其受试者多为健康人群。目前看来，非侵入式技术仍是读脑的主流技术，而在这些技术中，脑电图、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又是主流技术中的主流。接下来，就以这些技术为线索梳理一下读脑术的发展脉络。
从大脑解剖到脑成像。人们对脑的研究自古不断，研究手段也随着科技的进步逐渐升级，有据可查的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大脑的解剖学研究。维萨留斯1543年出版的著作《人体构造》中就有不少大脑插图。不过，脑科学研究的革命性变革发生在1861年。这一年，法国神经学家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发现一名失语病人在左侧额叶某处存在脑损伤，而这意味着大脑不同区域和大脑不同功能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今天，这种对应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常识，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此之前，不少神经学家对特定脑区与特性功能之间的关联持高度怀疑态度。
到了1873年，意大利科学家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首创铬酸盐-硝酸银染色法（高尔基染色法），这是人类最早的神经元染色法。19世纪末，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y Cajal）改进了高尔基染色法，从而获得了更加清晰精美的染色样本。运用这种染色方法，卡哈尔观察了婴儿的大脑等样本。他发现神经元之间并未连结成一体，而是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缝隙就是突触）。这一发现使得卡哈尔获得了“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的美誉。值得注意的是，卡哈尔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运用其所发明的染色方法，仅凭一架显微镜就为神经元进行了分类，而且这一分类在今天依然被神经科学家们奉若经典。
19世纪末，人们对大脑的观测与理解不断深入。例如，1875年，英国的理查德·凯顿（Richard Caton）首次记录了兔脑神经的电活动。1890年，人们就已经知道血流量与血氧量的改变与神经元的活动强度存在紧密关系。1918年，美国神经外科医生沃尔特·丹迪（Walter Dandy）在X光成像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脑室像技术（也被称作脑室造影术）。1927年，葡萄牙神经科学家埃加斯·莫尼斯（Egas Moniz）又发明了脑血管成像技术使得颅内病变诊断更加准确。
脑电图。1929年德国人汉斯·贝加（Hans Berger）借助置于头皮上的电极首次成功地测量到脑部的电活动，奠定了EEG发展的首座里程碑（Blitz, M·J., 2017）。此后贝加的实验结论被多人成功重复，于是该技术获得了科学界的认同。
EEG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置于头皮上的电极来记录大脑内部的电活动，这种电活动可通过示波器显示出来。从人体表面无创探测到的生物电的电压非常小，通常在100uV内（魏景汉、阎克乐，2008）。如此低的电压原本不足以达到显示所需的电压输入要求，所幸电子三极管自20世纪初问世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从而为微弱信号的放大奠定了技术基础。紧接着晶体管又于20世纪中叶问世，从而为有效消除市电对生物电信号的干扰创造了条件。今天，EEG技术已经可以将电信号放大几千倍，这在EEG诞生之初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脑电图中可以观察到形状不同的波或节律，这些波或节律与人脑的意识活动水平密切相关（唐孝威，2012）。当大脑的意识活动增强时，EEG节律就会增高，反之就会减慢。20世纪80年代，EEG首次被用于检测犯罪意识（Blitz, M·J., 2017）；90年代起又有研究表明，基本情绪、言语识别等认知活动与不同脑区脑电节律之间存在相关性（唐孝威，2012）。通过总结这些规律，研究者便可确定不同意识状态下大脑的EEG特征，进而可通过某人的EEG特征反推出其当前的心灵状态。
EEG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探测的是脑内电信号，因此时间分辨率极高，可以达到毫秒级甚至亚毫秒级。基于此，EEG常常被用来对受试者的大脑活动进行实时监测。EEG最大的缺陷在于其空间分辨率比较低。一方面，置于头皮上的电极探测的是电极下方的脑区内上百万个神经元的协同放电，而非某个神经元单独的放电活动；另一方面，大脑活动产生的电场很容易受到来自多方的干扰，这些干扰不止来自环境，还可能来自大脑组织本身。鉴于此，EEG的使用范围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以致它未能成为读脑的最主流技术。
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EEG在解析脑内动态活动方面的良好表现，驱使研究者尝试运用各种其他方法将脑内认知过程可视化。1973年，英国电器工程师高弗雷·豪斯菲尔德（Godfrey Hounsfield）以阿兰·柯马克（Alan Cormark）提出的理论为基础，发明了X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实现了无创探测人脑内部结构。不过，CT技术只能告诉我们大脑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它不能告诉我们当大脑处于某一意识状态时，大脑的哪些区域以怎样的顺序参与了该意识状态的形成（唐孝威，2006）。也就是说，CT只能显示大脑的形，并不能揭示大脑的神。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之一是把被放射性核素标记过的物质作为示踪剂引入脑成像。由于受试者持续暴露在核素的辐射之中，健康会受到影响，所以用于人体研究的核素的半衰期要求非常短。问题是半衰期这么短的核素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以致研究者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得符合条件的核素。1957年，医用回旋加速器问世，使人工生产临床研究所需的放射性核素成为可能。尽管西摩·凯提（Seymour Kety）等人随即就开始尝试把核素引入脑成像，但时过20年，放射性核素才得以与CT技术结合，PET技术才宣告诞生。
PET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正电子来获得有关大脑活动的信息。具体来说，研究者首先用发射正电子的核素（11C，15O，18F，13N等）标记化合物，主要是葡萄糖和水，然后将其注入人体。这些带有放射性的化合物会迅速集聚到大脑的血管中，当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处于兴奋状态时，这些被标记过的葡萄糖和水就会移向该区域。此时，只需在体外监测正电子湮灭时发射的γ线就可以获得大脑不同区域兴奋水平的功能性图像。有了这一图像，人们就可以反推出受试者当下的心灵状态。
PET的灵敏度非常高，可形成脑功能的三维图像，其空间分辨率在3-4毫米内，定位相当精确（武秀波，2007）。由于使用正电子标记的化合物作为示踪剂，所以PET可以显示人在完成特定任务时大脑的动态活动情况。不过，PET技术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跟EEG不同，PET是通过测量不同脑区的葡萄糖和水的含量来间接测量脑活动，因此其时间分辨率远远低于EEG，对认知过程中脑活动的迅速变化不甚敏感。其次，考虑到放射性核素长期滞留在人体内会对受试者产生伤害，PET经常采用的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多在几分钟以内，这就导致PET无法用于长期“读心”。再次，PET成像时间较长，很难实时记录认知活动的演进过程。最后，PET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是人工生产的，造价比较高，因此其成套设备一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生物医学影像机。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于“读心”来说，无创、无放射性的活体脑功能检测技术显然更为理想，fMRI的出现回应了这种期待。1946年，物质的核磁共振（NMR）现象被发现。20世纪70年代，NMR与CT技术结合产生了核磁共振成像(NMRI, MRI)。MRI技术的发明成为医学影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因为CT对于人体低密度组织（如大脑）的成像效果并不理想，它的优势是对人体高密度组织（如骨骼）的成像，而核磁共振成像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它可以提供较为清晰的人体低密度组织图像。不过，通用的MRI依然是结构成像，而非功能成像，即它只能够告诉我们大脑中有什么以及不同部位之间构成了怎样的空间关系，而不能告诉我们当大脑执行某一功能时，哪些脑区参与了这一功能的实现。直到1990年，基于MRI技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日本科学家小川诚二等人根据脑功能活动区氧和血红蛋白（HbO2）含量的增加导致磁共振信号增强的原理，得到了关于人脑的功能性磁共振图像，进而发明了今天获得广泛应用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fMRI一经问世就很快成了脑研究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一种脑功能检测技术（武秀波，2007）。
fMRI的工作机理依据的是血氧水平依赖效应。具体来说，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以两种形式存在，即脱氧血红蛋白和氧合血红蛋白。其中，脱氧血红蛋白是顺磁性物质，氧合血红蛋白是逆磁性物质。顺磁性物质会引发磁场的不均匀性，进而使磁共振成像的特征量T2延长。当个体执行某一认知任务时，相关脑区就会兴奋，以致这些区域的血流量会相应增加，血流量的增加导致这些区域的T2值得到延长，而这种延长对应到fMRI图像上就是强信号。反过来，如果当某一脑区不参与个体的某一认知任务，那么该脑区的血流量就会相对较低，反映到fMRI成像上就是弱信号。于是，通过fMRI我们可以看到，当个体处于某种心灵状态时，哪些区域活动增强，哪些区域活动不变甚至减弱，进而可推断出哪些脑区的何种活动与该心灵状态相关。如果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心灵活动与fMRI图像之间关系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一个fMRI图像反推出个体所处的心灵状态。
与EEG和PET相比，fMRI在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上的表现比较均衡。与PET一样，fMRI能够较为精确地捕捉到大脑活动的变化发生在哪里。然而，fMRI实现这一功能的速度更快，它能在变化发生后的5秒内探测到相应的磁共振信号变化，这有助于分析发生速度极快的心理过程，如阅读单词和人脸识别等（沙克特、吉尔伯特、韦格纳 ，2016）。由于fMRI不使用放射性物质，所以它比PET的风险低，成本也比较低。不过，fMRI也存在自身的短板。fMRI是通过探测血流量的变化来间接探测脑活动水平的变化，由于血流量的变化明显滞后于脑活动变化，所以fMRI在时间分辨率上不及EEG（周爱保，2008）。此外，fMRI要求受试者整个身体都处于扫描仪内且不能随意移动，这种不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被推广为常规读心设备的可能。
为何读心
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追问。人类的求索总体来说包含两个方向：向外和向内。向外面对的是世界，向内面对的则是自身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向外的探索比向内的探索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向外的探索中，探索的主体（即心灵）与客体（即世界）是分开的，而在向内的探索中，探索的主体本身就是探索的客体，即主体和客体都是我们的心灵。因此，向内的探索在某些方面有点像一个人试图自己把自己从地上抬起来，这样的尝试不只是技术难度大小的问题，而是从逻辑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所以说，读心问题不仅仅是科学家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哲学家关注的问题。目前来看，哲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等多个群体都对读心术抱有浓厚的兴趣。
以哲学为例。哲学中有一个叫“心灵哲学”的分支学科，它专门关注与人类心灵密切相关的各种哲学问题（Kim, J., 2011）。心灵哲学中最著名的问题莫过于所谓的“难问题”（Chalmers, D· J.,1997）。这个问题说的是，心灵是一个虚的东西，而大脑是一个实的东西，一个虚的东西是如何从一个实的东西中生成出来的呢？有关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早期的心灵哲学家多持实体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即认为心灵和大脑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它们具有全然不同的属性，根本谈不到谁从谁之中生成出来。实体二元论后来逐渐遭到了人们的拒斥，因为今天的人们大部分都是物理主义者，而物理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物理物质这一种物质，不可能还存在心灵物质这样一种非物理的物质。取代实体二元论的是属性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后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物质，但这种物质却可能具有多种不同属性，比如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那么在属性二元论之下，心理属性又是如何从物理属性之中生成出来的呢？有的心灵哲学家认为，心理属性就是物理属性，无所谓生成，这样的观点属于还原论，即把心理属性彻底还原为物理属性。有的哲学家则认为，心理属性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属性，二者之间构成某种特殊的非还原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心灵哲学家们的回答又是五花八门。由此可见，仅仅是围绕着“难问题”就已经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哲学讨论，而心灵哲学关注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个。这就足以表明“读心”绝不是只有脑科学家们感兴趣，包括哲学家们在内的诸多群体对此同样兴趣盎然。
攀升的社会实践需求。社会实践方面的需求也愈发让人们想要“读心”，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医疗、商业和法律等方面的需求。
在医疗方面，医患交流障碍是目前医疗服务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有些患者的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地用语言说明自己的病症，而有些患者则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略去某些重要的疾病信息，这些都可能使医生错失或者误解某些至关重要的信息，从而错过治疗疾病的良机。更进一层，疾病是身体的问题，但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躯体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理疾病的外显。比如，目前的年轻人有不少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这看上去是一个躯体疾病，但实际上其根源可能出在这些年轻人承受着太大的压力。对于这样的病人，如果医生仅仅注意到病人的躯体，没有注意到病人的心灵，那么无论开什么药，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医生能够通过读心术来体会病人正在承受的各种压力，那么至少医生可以在言语上对病人进行一些安慰，而这种关注和关爱给病人带来的好处却长期被人们极大地低估了。事实上，今天的医学界渐渐地认识到，医患关系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于医疗的技术水平，而在于很多时候医生只知治病，不知疗心。从这一点上来看，读心术对于医疗活动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意义。
在商业方面，读心术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抓住了人心就抓住了商机。每种商品都有自己的目标人群，而每个目标人群又有各自的消费习惯。所以要想把东西卖出去，商家至少得明白两件事：对方想不想要，以及对方肯不肯出钱买。实际上，今天的网络购物平台就在通过统计用户的浏览历史和购买历史来推测该用户想要什么东西以及该用户的购买力大致如何。然而，统计方法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它提供的是一种群体特性，忽视掉了个体的差异性。这就导致在购物平台中，我们经常“被推荐”一些我们根本无意或者无力购买的东西。有了读心术，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因为商家不用再通过统计人的行为来推测人心，人心就那么明明白白地摆放在那里等着被读取。这样一来，商家生产出的商品又怎么能卖不到消费者的心坎上呢!
在法律方面，读心的用处就更加不言而喻了。甄别善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人心隔肚皮，而有了读心术，哪怕一丝丝邪念都会变得无所遁形。事实上，读心一直是司法领域求之不得的一种技术，因为尽管目前我们有各种测谎仪，但其原理大多是通过人的常规指标（如脉搏、血压）来推断一个人有没有说谎，这样的方式不仅过于间接，而且更重要的，它大大低估了人心的复杂程度。一个人难道只有说谎和不说谎两种心灵状态么？恐怕不止如此，在说谎与不说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而这种灰色地带是测谎仪难以识别的。不仅如此，很多人可以通过练习来控制自己的常规指标，更有一些人的心理素质异常的好，不经过训练就可以做到波澜不惊，这些都对传统测谎仪构成了很大挑战。然而，这一切在读心术面前都不再是问题，因为它直面我们的心灵，而一个人要想做到控制自己的心灵几乎是不可能的。
读心的阴影
读心术本身的问题。虽然读心能为人类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但读心术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由于资金、设备的局限，现有的“读心术”能准确获取的心灵内容是十分有限的。比如，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有一些心灵内容很难被图示化。具体来讲，人类心灵状态中包含某些高度抽象的东西，例如“爱”和“恨”，这些东西很难被对应到大脑的活动状态上来。此外，前文中已经提到，目前用于“读心”的几种主流技术都存在各自的局限。例如作为今天最主要的读心技术的fMRI尽管在空间分辨率上表现不俗，但由于它是通过探测大脑中的血氧变化来间接反映人脑的活动，故而其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就导致了其在时间分辨率上的表现还不够理想。
其次，读心术只能表明个体的某种行为与其某种心灵状态相关，而并不能表明这种心灵状态就是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人类的心灵状态永远是复杂的，即便我们认为自己在某一时刻处于某种单纯的心灵状态，但事实上这种心灵状态也不过是我们全部心灵状态的冰山一角，在它的下面通常隐藏着大量其他的心灵状态。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时感知所有这些心灵状态，进化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同时感知这些心灵状态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能量消耗，它会使我们在自然选择中处于劣势。所以说，读心术愈是强大，它所发现的心灵状态也就愈多。这在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其实不然。因为，当大量与我们行为相关的心灵状态同时出现时，哪个或者哪些才是导致行为的真正原因呢？哪个或哪些又是伴随着行为发生的副现象（epiphenomena）呢？类似的困扰在今天的遗传学中正在发生着，因为今天的基因技术已经允许我们探测出与疾病相关的众多基因，但哪些基因才是真正的致病基因呢？这个问题是今天遗传学中的一个大问题，预计也会成为读心术中的一个大问题。
此外，受试个体间的差异性也给读心术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基因层面上已经获得证实，而其在大脑层面上的存在也是可以想见的。人的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极大地影响着大脑神经元的连结结构和连结强度。这种可塑性当然是进化的结果，因为不同的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生存问题，而不同的神经元网络在解决不同生存问题上的表现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然而，这种个体差异性却给读心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前文中已经说过，读心术的关键在于得到一张心灵状态与大脑状态之间的关系图，个体差异性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所获得的上述关系图可能仅仅适用于某个人群、某个家族，甚至仅仅适用于某个人。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构建多少张这样的关系图呢？或者说，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构建出一张普适的关系图呢？
读心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像所有的新兴技术一样，读心术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焦虑（Farah, M·J., 2010; Giordano, J·J., 2010 ）。这种焦虑的内涵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尽管在今天看来读心术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它的焦虑难免会有些不着边际，但对新技术保持适度警惕依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技术本身负责的表现。
读心术与隐私保护。隐私在不少人看来是一个略带贬义的词汇，比如人们常说：“背人没好事，好事不背人”。一些人即便已经把隐私权视作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也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舶来品，在中国不太接地气。可以说，隐私的重要性在中国社会被大大低估了，就好像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被我们大大低估了一样。今天的我们不再像原始人类那样面临众多肉体上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生活在伊甸园中，因为我们在今天承受的精神压力很可能是原始人的千万倍。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看一下我国各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就足够了。面对精神压力，人类是有自身解压机制的，那就是屏蔽掉外界那些给我们带来压力的源头，舒舒服服地沉浸在自身的心灵世界之中，或哭泣或欢喜。这就好像人生病了自然而然地就会躲到自己的屋子里休息一样，因为只有那里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这所谓自身的心灵世界、自己的屋子，不正是我们说的隐私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隐私，恐怕我们不再会认为隐私不过是一个时髦的装饰品，而实际上它是医治我们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然而，一旦读心术被滥用，我们将会失去心灵这个唯一的避难之所，其后果不能不说是可怕至极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逃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之后还要被人揪出来，那我们就真的是无处可逃了，而一个充满了无处可逃的人类世界恐怕也是一个悲哀的世界。
读心术与心灵自由。尽管绝对的行为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心灵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被社会接受的。比如人们常说，即便是再恩爱的夫妻，心中也曾多次萌生过离婚的念头。这样的念头当然不好，但只要人们不真的付诸实践，我们通常是允许它们存在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心灵自由能够缓解行为不自由给我们带来的焦虑。在今天，我们表面上拥有着极大的行为自由。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我们觉得理想的职业，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我们知道的城市，可以选择任何我们喜欢的人作为我们的伴侣。然而，我们的行为却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自由。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任何职业，但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份职业能不能扛得住房贷车贷；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在任何城市居住，但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北京户口和上海户口等拥有诱人的吸引力；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任何我们喜欢的人作为伴侣，但我们也不得不考察一下对方的经济状况，看看两个人有没有能力在偌大的城市谋得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这种行为上的不自由当然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焦虑，让我们时不时喘不过气来。缓解行为不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心灵自由，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画饼充饥”。的确，心灵自由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在心里面做我们在现实中不能做的那些事，这样做既伤不到别人，又疏解了负面情绪，岂不是皆大欢喜？然而，读心术却让我们的心灵自由岌岌可危，因为我们一切暗黑的想法都会被明明白白地摆在台面上。这实在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试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枕边人时常会产生跟自己离婚的想法，我们恐怕每天都要活在不安之中了。而且，一旦我们为了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暗黑想法而使劲压抑它们，那么这么多的负面情绪又要到哪里获得疏解呢？会不会在某一天出现大爆发呢？
读心术与含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很多种形式，在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让对方快速直接地明白自己的心意，这个时候含蓄表达就是不恰当的。然而，在另一些情景之中，曲径通幽的含蓄却有可能给生活增添无尽的情趣，直抒胸臆反而会让我们觉得了然无味。比如说，如果崔莺莺在第一次与张生见面时就直抒胸臆，那《西厢记》5分钟就可以唱完了。现代生活有意无意地让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种程式化的运作，却往往忽视了生活中应有的情趣。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情趣太虚无飘渺、可有可无，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原则上我们通过注射各种营养物质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高级餐厅以高消费来满足口舌之欲呢？我们只需要一张床就可以满足睡眠要求，可为什么却要精心布置卧房，又是选择温柔的灯光，又是选择惬意的香氛呢？可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生存，更是“有味道”的生存，而适当的含蓄正是这众多“味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因为它让我们各自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这层面纱让我们之间的交流充满了趣味和惊喜。然而，读心术却有可能将这层面纱彻底撕碎，进而让我们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摆在众人面前。这就好像把圣诞礼物的那层精美的包装纸给撕去了，尽管里面的东西还在，可它原本的那种闪着金光的趣味却被一扫而光。所谓云中之月最美，恐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再结合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PUA谈谈读心术可能带来的问题。PUA的英文全称是pick-up artist，“pick-up”直译出来就是把东西捡起来，而在这里指的是第一次跟女性见面就跟人家行周公之礼的浪荡子行为。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浪荡子，那倒也没什么，糟糕的是这种浪荡子接受训练后能异常敏锐地察觉女性内心的弱点，然后对症下药，让对方心甘情愿地对自己俯首贴耳。所以，这种浪荡子被反讽式地冠以“artist”（艺术家）的称号。PUA是可耻的，可遗憾的是，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感受到PUA不只可耻，而且可怕。PUA之所以可怕，原因在于它直指人心，而人心一旦迷失，身体和身外的一切也就都跟着迷失了。这一点中国古人已经看得十分明白。比如，《牡丹亭》里就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说法。可惜的是，为情死而复生的只有戏文中的杜丽娘，而为情轻生而死的却大有人在。可见，PUA表面上虽仅仅是有关风化，但实际上却事关生死，不可不慎。然而，之所以称PUA为一种“艺术”，就是因为想要掌握其要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的心思很少写在脸上。所以，不管多厉害的PUA都很难说自己每次都能找到对方内心的缺口，而这对于我们无疑是一种天然的保护。不过，读心术显然对这重保护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说实话，有了读心术，PUA恐怕就跟今天“有手机的人”一样完全没什么稀罕了，因为你连对方心里想要什么都能轻而易举的知道，剩下的不过是想方设法地投其所好，这又有什么困难的呢？到那个时候，“PUA把妹”恐怕就真的跟捡东西一样容易了。
结语
人们对读心的渴望催动着人们对读心术的研究，吸引着来自通灵学、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无数研究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重新点燃了人们读心的热情，使人们从追求读心转为追求读脑。本文通过对当今三种主流读脑技术的描述，为科学语境下的读心做了一个粗线条的素描，探讨了读心术在今天重新获得关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并探讨了读心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所具有的两面性，即它可能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便利，以及它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隐患。
读心术在今天依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对它的憧憬和恐惧都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色彩，所以过度的放纵和过严的管控都是不恰当的（Illes, J.; Sahakian,B·J., 2013）。较为理性的态度应当是，我们一方面要允许并且在适当范围内支持读心术的发展，因为抑制新技术的发展就等于扼杀了其给人类社会带来好处的可能，这对人类而言同样是一种侵犯；但另一方面，伦理学家应当实实在在地介入到技术研发过程当中，实时把握科研进程，以事实为出发点敏锐地发现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并及时提出建议、予以纠正。人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我们当然期待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够通过读心术很方便地见到人心，但更重要的，我们期待这种“见人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难解的问题，而不是增添新的更大的问题。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获得能力并不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知道如何引导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廖新媛、丁洛，博士研究生韩慧云，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张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Bickle, J., 1998, Psychoneural reduction: the new wav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US.
Blitz, M·J., 2017, Searching minds by scanning brains: Neuro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nstitutional privacy protection,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US.
Chalmers, D·J.,1997,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Clark, A.,2011,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Drees, W·B.,1998, Religion, science and nat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rah, M·J., 2010, Neuroethics: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US.
Giordano J J., Gordijn B., 2010,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in neuro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
Illes, J. and Sahakian, B·J.,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neuro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Kim, J., 2011, Philosophy of min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US.
Myers, F·W·H., 2012, 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London: Forgotten Books UK.
迈耶 (Mayer, E. A.)，2019，《第二大脑：肠脑互动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决策和整体健康》，冯任南、李春龙译，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沙克特（Schacter, D.）、吉尔伯特（Gilbert, D.）、韦格纳（Wegner, D.），2016，《心理学》，傅小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孝威，2006，《脑科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唐孝威，2012，《心智解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魏景汉、阎克乐，2008，《认知神经科学基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武秀波，2007，《认知科学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周爱保，2008，《实验心理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责 编／张 晓
周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医学人文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史、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著作有《福澤諭吉と陳独秀:東アジア近代科学啓蒙思想の黎明》《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等。
Light and Shade of Mind Reading: From Crystal Ball to Brain Imaging
Zhou Cheng
Abstract: Mind read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super-powers that we humans yearn to possess. Despite being fashionable for a tim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telepath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pseudosc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ain-reading becomes the new path toward mind reading. Due to the brain research, brain detection technology such as electroencephalogram,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en widely used, so that people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of the mental activities. "Reading mind" is not only a question about self-spirit, but also helps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 of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the current mind reading technique still has great limitations, which may not only bring new challenges in terms of privacy protection, spiritual freedom and euphemistic expression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but also make the hotly-debated "PUA phenomenon" worse.
Keywords: mind reading, brain reading, brain science, philosophy of mind,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