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宜生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高校已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网课实践，如何利用网络教学的长处和特点，提高课程思政的效果值得思考。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引发了民众的高度关注，各种现象引发大学生的议论思考，这正是我们引导学生理性观察、深入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良机。网络为我们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网上也有许多不准确的信息甚至谣言，如何帮助学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需要教师提高思辨分析能力，以承担起指导学生的责任。
家与国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欧美西方文化中，个人中心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被视作天经地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人”概念，人性自私是基本假设条件，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获得个人利益，否则是非理性行为，也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行为。中华文化中则有一种家国情怀，强调为国家民族利益的奉献精神，舍小家为大家是历代中华志士仁人的追求和表现。从古代岳飞、文天祥到现代杨靖宇、赵一曼，这些民族英雄为我们树立了舍己为国的典范。
新冠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4万多医护工作者冒险逆行，千里驰援湖北武汉，在多数民众呆在家中，因为社区可能出现一两个疑似病例而担心忧虑的时候，这些勇敢的医生护士（其中不少“80后”、“90后”青年）却迎着重症患者冲上去，与病魔赛跑，为抢救患者生命、遏制疫情传播，不惜冒着个人生命危险，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患者生命，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为亿万中国家庭赢得了安全和健康。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是我们从每天的新闻中可以感受到的，也可以让大学生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舍己为人的崇高奉献精神教育。
崇尚自由与遵守纪律的关系
经过两个月左右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就在中国得到基本控制，这与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封城停业等措施有关，也与广大民众对政府高度支持信任、严格遵守居家限行规定有关。正因为全国民众和企业令行禁止的纪律性，才有国内迄今只发生8万多确诊病例的较小代价。与此形成对比，新冠疫情在欧美等地蔓延以来，关于政府与民众在疫情防范方面的矛盾屡屡见诸媒体，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迄今确诊病例已达134万），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经常发生一些相互矛盾的诉求，要经济增长还是要居民健康？要疫情防控还是要行动自由？各种观点尖锐对立，争执不休。一些州甚至出现群众集会抗议州政府限制出行的防疫措施，要求个人行动自由，这种示威行动还得到总统的支持。在一些政客头脑里，很显然赢得选票是第一位的，民众健康及生命问题只能退居次位。
自由理念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须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就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一样），我们只能在社会法规良俗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保持个人自由，而不能要求无视社会公德、无视他人安危的绝对自由。在严重传染病防治这种社会重大危机面前，每个人都只能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大家应自觉遵守政府部门的限制隔离规定，才能够尽快控制疫病传播，早日恢复全体民众的行动自由。
自由与守纪是平等的两个概念，没有优劣之分，如同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运行的管理手段，没有优劣之分。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就是两种手段。对计划经济嗤之以鼻的美国，照样有高速公路发展规划以及后来的信息高速公路规划NGI等，没有这些长期国家规划，也不会有美国发达的基础设施条件，包括现在搞的4G、5G网络。对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要理性分析看待，同样，对自由和纪律的态度也要理性客观。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守纪律和爱自由是现代青年应该同时具备的两项思想品质。
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理念优势
新冠疫情发生后，党中央迅速派孙春兰同志率领中央指导组到湖北武汉疫情前线指导防疫救治工作，年已70岁的孙春兰同志率队在湖北一线辛苦奔忙整整三个月，直到武汉住院新冠病人彻底清零才离鄂返京，展现了共产党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的履职奉献精神。各级政府和社区工作者，为了阻断疫情传播，日夜坚守在基层疫情防治第一线，每天加班加点工作，不怕危险，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全国各省市按照中央一盘棋的统一部署，一省帮一市或一省帮几市，迅速调派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在本地防疫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派出呼吸、传染、重症救治等方面的优秀医护人员帮助疫情更为严重的湖北同胞。这种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理念和作法，是西方国家难以理解、更无法学习复制的。
中国政府的高效治理能力在这次疫情防治中得到充分展现，既能够迅速动员和依靠全国民众，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又能够及时调拨各地医疗力量和资源，集中力量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为实现全国抗疫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政府各级部门的协同工作能力和扎实工作作风也是这次防疫工作迅速有效完成的重要条件。反观某些西方大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系统和丰富医护资源，也有充足的预警准备时间，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打算，各行其是，许多政客不是以疫情防治为中心，而是以捞取政治资本为最终目的，维护个人形象、转嫁责任成为其首要考虑，出台的政策往往相互矛盾，相互牵制，疫情防范措施犹豫迟缓，造成疫情大范围传播和生命财产损失。
通过新冠疫情这块试金石，可以让全国民众（包括三千万在校大学生）清楚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应对重大突发社会事件的明显优势，也能看到中国领导人面对重大灾害的责任担当和处置能力。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政府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团结协作抗击疫情，为全球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共同作出努力。在国内疫情刚得到基本控制，仍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就向其他疫情国家伸出援手，派出医疗专家小组提供疫情防控专业咨询指导，向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帮助，体现了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少数西方国家坚持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无理攻击指责其他国家，表现出霸道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和国际组织的谴责。
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政府面临百年不遇的大考，也把各国治理理念及治理能力的高低测试得一清二楚。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位专家在记者招待会上感慨所言:如果我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我希望在中国得到救治。疫情无国界，人类同命运。我们要扩大国际合作，团结全球最广大的国家民众，支持WH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努力，早日战胜疫情，实现地球村70多亿村民的健康安全，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共创大同世界。
此次新冠疫情也提醒我们注重全民体育锻炼和开展全国公共卫生健康运动。国民体质和健康文明生活理念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讲青年学生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守公德，当然是指各种社会公德规章的遵行，包括良好社会风俗的维护。大学生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自己的文明行为影响亲友及他人，热爱体育运动，不做“宅男”、“宅女”，增强身体素质，德智体全面发展。做文明青年人，不抽烟，不酗酒，礼貌待人，主动制止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滥食野生动物等，这类不良习惯会逐步得到纠正。陶行知先生当年曾称赞推崇“小先生”的作用，如果现今3000多万在校大学生积极遵守并维护社会公德，可以发挥“反向家教”的作用，影响上亿直系亲属家人，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改善会有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