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的增长。
劳动力方面，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资本方面，我们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极高的增速。
目前，以大量的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正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现在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十五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全球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
我们认为，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因素。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即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将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在关键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可能。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和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技术外，“进一步改革”和“更大的开放”能形成制度红利空间，创造出“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增速”的奇迹。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贡献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2.5%以上，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个5%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的最大变化。
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变化还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19年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了GDP的54%，贡献了将近60%的GDP增长。此外，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变成经济最重要的动能——2019年，消费拉动了57.8%的经济增长，明显超过投资对增长31.2%的贡献。
比如，我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一方面引起消费端的变化，对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构成巨大挑战，动摇我们已经习惯的以投资来驱动增长这种模式的基础。
再比如，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未来也将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0.467。如果我们未来的增长不能实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合理增长，让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受益，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会不会在未来发生逆转？
以上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提示我们，在当前考虑制定疫后经济复苏政策时，不应该因为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而进退失据，从而再走回放水漫灌式刺激的老路；而应该充分吸取这次疫情冲击的教训、反思我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学激励相容原则的政策组合，既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决胜小康的政策目标，也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2035年和2049年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