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蕴含着应对这一不确定性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县域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系统收益的生产与分配，把握自身所处的关键位置，适时推动产权和合约重置，同时用好“廉价资源”，提升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以更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适应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
关键词:不确定性 系统收益 合约重置 廉价资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发展数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但3月份，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主要经济指标降幅已经明显收窄，工业产出规模也接近2019年同期水平。从经济运行状况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虽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也蕴含着应对这一不确定性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这一韧性、潜力和余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确定性，是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作为打破二元社会结构、推动城乡融合的“试验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成为当前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重要确定因素。具体来说，就是要结合县域经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做好系统收益的“稳定器”、合约转换的“中继站”和公共危机的“缓震器”。
做好系统收益的“稳定器”
经济社会发展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展现。在这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多的是指疫情背后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属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社会形态更多地建立在个性化劳动和知识不断累积、企业家精神逐步觉醒的基础之上。它带来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是容易被发现的，即出现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载体；另一方面是不易被发现却更为重要的，即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系统收益。这些系统收益源自更高水平的分工或者更多个体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引导着资源要素的流向、规模及使用效率，指引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县域经济要想取得更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追求和获得稳定的系统收益。
主动对接“头部企业”。系统收益的产生，离不开主要分布于大城市的“头部企业”，但更离不开系统本身。作为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市场主体往往依附于掌握剩余控制权的“头部企业”，以提供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为获得收益的主要来源，其大都处于分工的中下游，也更多地处于充分竞争的领域。然而，随着“企业家”数量的增长，“头部企业”出现了数量增长、作为个体的规模变小但作为群体的规模大幅扩大的趋势。这使得经济发展逐步从根本上摆脱了区位、自然资源等因素的束缚。县域市场主体必须从依赖自身条件转变到主动服务“头部企业”或“头部企业群”上来，构建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条件，参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分工，而不是仅仅限于区域内的资源要素循环。特别是那些资源丰裕的县域，要未雨绸缪，从中长期来看，要在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加大投入，尽早发展替代产业。[1]否则，就容易演变为“收缩型”区县。
以“辛苦”为发展韧性。随着系统收益的不断增加，如何分配这些系统收益，成为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然而，就现状来看，在区域层面，大城市在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县域所能掌控的“剩余”相对较少。在个人层面，一方面“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问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整体上过得比以前更好，他们所能消费的商品在绝对量上可能增多，但在相对量上必然减少。近年来，医生、教师、公务员等职业薪酬水平相对偏低，这正是相对量减少的一种具体体现。区域和个人层面的效应叠加，使得县域市场主体往往表现为在整体上更加“辛苦”而在个体上缺乏“创新”。而对“辛苦”的耐受力往往超过了缺乏“创新”的影响，简单说就是“辛苦”的贡献度高于“创新”，这也构成了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虽然作为整体县域是“辛苦”的，但县域层面中中间收入人群的“辛苦”程度普遍低于大城市中间收入人群，进而增加了县域经济的韧性。
打造“隐形冠军”。县域市场主体处于充分竞争领域中的“辛苦”，最终不是要达到“零利润”的均衡，而是要形成一定的“垄断权”，让“辛苦”更有意义，而打造“隐形冠军”就是增加“垄断权”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头部企业”出现了分散化趋势，县域经济如果仅仅依赖大型企业，其规模效益将会随着“头部企业”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隐形冠军”无疑更能够适应分散化、个性化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头部企业”的更迭速度在加快，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隐形冠军”在转型过程中更具有灵活性，也使得县域经济更具活力和动态性。打造“隐形冠军”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参与更高层次的分工和系统收益分配的过程，其关键是掌握一定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做好合约转换的“中继站”
前文提到，如何分配系统收益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新增的系统收益对已有财富产生了稀释作用，权利结构和利益结构都面临调整，这也使得财富必须在流动中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近年来，我们见证了很多产权和合约的重置过程，“无形经济”就是一个典型。在很多国家，企业家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有形资产，很多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物资产。而与此相对的，是广大农村地区产权和合约结构的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加剧了县域经济主体，尤其是个体在消费商品的相对量上减少的趋势。因此，县域经济要想取得更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拥抱新的合约形式，发展新的经济形态。
适应新的合约。首先要明确的是，合约重置加速，并不是因为社会信任的减少或者个体忠诚度的降低，而是基于更高水平分工的需要。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有着相较区县更高的“跳槽率”、日本企业终身制被打破，往往是因为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得在原有合约基础上的谈判成本过高，进而另起一个合约就成为劳资双方更好的选择。这既是近年来主张“人才在流动中创造价值”的重要原因，也是前文提到的“头部企业”更迭速度加快的原因之一。对于县域市场主体来说，除了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合约重置背后的稀缺资源转移，即经济发展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不再局限于解决“物的稀缺”，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人的需求与价值”。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免费”商品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县域市场主体在参与“免费”产品供给的过程中，要把握其背后竞争的新稀缺资源的剩余控制权，如共享单车背后对“稀缺”公共区域的竞争、信息免费背后对人的有限精力的竞争等。对于县域政府来说，可以通过乡镇政府间的竞争和主政领导干部的有序流动，推动形成县域层面上产业区别度高、更新率快、典型性强的产业格局[2]，以产业更新推动县域市场主体迎接和适应新的合约。
连接新旧合约。合约重置的过程，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新的合约形式往往起源于大城市，大城市与农村在生产力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带来了新旧合约的冲突。一方面，新合约试图冲破地域限制，打破区位、自然资源等对生产力的束缚；另一方面，旧合约所具有的路径依赖使新的生产力还不能冲破现有社会结构的约束。作为连接大城市与农村的区县，如何协调新旧合约两种“张力”，缓解“合约冲突”，不仅关系着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关系着县域经济自身的成长。区别于农村的血缘和地缘网络，城市往往通过业缘和契约形成网络[3]。前者更多的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关系”。协调两种合约，关键是基于知识专业化的权威，找准大城市“平等关系”和农村“不平等关系”的结合点。例如，通过设置基于专门知识的基础条件，提高准入门槛，一方面限制“不平等关系”对“平等关系”的侵蚀，另一方面找寻转化两种关系的“共同语言”，进而使转化后的合约形式在各自的社会结构中都能够达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
推动城乡融合。如果说适应新合约和连接新旧合约具有过程属性的话，那么推动城乡融合就具有结果属性。前者更多地是一种改变“内生变量”的对接，后者更多地是改变“外生变量”的对接。由于区县以下的乡镇通常不具备推动城乡融合的能力，区县往往是城乡融合的起始平台。因此，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就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匹配各个主体的选择范围，包括政府层面的主政官员经济治理能力与辖区发展水平的匹配、市民与村民选择范围交集的扩大等。这一选择范围的匹配程度，一方面决定着城乡融合的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还决定着新旧合约对接的成果。从前一方面来说，匹配程度不高，县域将可能沦为“收缩型”区县；从后一方面来说，选择范围的改变是超越对接“意图”的，是由少数人的对接向绝大多数人对接的基础。以脱贫攻坚为例，贫困人口脱贫从根本上来说要靠自身行为习惯的改变，而选择范围的变动将“不自觉”地推动这种改变。更进一步说，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也要重点关注不同人群选择范围的匹配程度。
做好公共危机的“缓震器”
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往往使得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个体的活跃度更高，面对危机的机动空间也就更小。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县域内作为个体的中间收入人群的“辛苦”程度要低于大城市个体的原因之一。当类似于世界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出现时，县域尤其是广大农村就成为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场域。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县域内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游离于市场机制之外的资源配置，这些资源配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放弃一部分效率，换得诸如安全、公平等在内的功能。这一现状虽然限制了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却基本适应了县域内的社会关系结构，从而可以成为危机“软着陆”的“缓震器”。
用好“廉价资源”。经济发展往往是从利用“廉价资源”开始的。县域内分工水平相较低于大城市，存在大量未细分的要素，这些要素往往又以“廉价”或“免费”的形式存在，比如跨代际家庭的住房投资、老年人“免费”照顾未成年人、年轻人季节性地照看农业等。这种互惠互换的家庭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福利的重要保障、缓解社会福利压力的重要因素。这种互惠，直接扩展了家庭个体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使其对外能够“忍受”更低收入、更苦工作，对内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分工细化。当然，这些“廉价资源”的配置已经出现了向市场机制转变的趋势，但在当前条件下还有相当的存量。因此，县域市场主体要抓住这一优势条件，内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本，挖掘更深的潜能，以创造更多的系统收益，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稳定分工水平。经济的基本面，从物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指资源要素的配置状况；而从人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指分工水平。前文提到，经济发展正在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因此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分工水平。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其中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质上就是在保分工水平稳定。而保分工水平稳定，关键是要提高市场主体对放弃最高收入的承受能力。以近期多地楼市新政“出尔反尔”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县域政府经历了两次经营性目标的变化，即从经营乡镇企业向经营土地，再由经营土地向经营城市化转变，土地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核心要素，当作为经营城市的行为主体时，政府往往会采取追求地方效益最大化、选择最有利于政绩表现和特殊集团利益需要的策略[4]，如采取楼市松绑政策。而此时，楼市松绑将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引发楼市价格上涨、消费“挤出”效应、供给结构失衡等现象，从而间接降低个人对放弃最高收入的承受能力，不利于分工水平的稳定。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县域仍要坚决贯彻党中央要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
提升发展安全水平。前文提到，农村的“廉价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等，是农民工能够容忍低工资、苦工作的前提条件。这些“廉价资源”所具有的安全功能和保障功能，是融合在整个社会的薪酬体系、价格体系、保障体系之中的。公共危机一旦触及到这些资源和功能，就会引发整个系统的紊乱。因此，县域市场主体，尤其是县域政府，一方面要维持农村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升级农村的比较优势。前一方面是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着力解决诸如县域政府财政支农支出领域存在功能覆盖面较窄、缺乏个性化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水平反应不敏感[5]等问题，增加缓冲余地，以避免公共危机直接触及“廉价资源”的安全功能和保障功能，进而避免公共危机的“硬着陆”。后一方面是依托城市的发展，逐步建立从大城市到农村的资源配置梯队，从“边际”上启动变革[6]，按照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序推动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1]庄玉乙、张光：《资源丰裕、租金依赖与公共物品提供——对山西省分县数据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5—140页。
[2]冯猛：《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5—169页。
[3]刘岳：《作为方法的县》，《文化纵横》，2019年第5期，第70—78页。
[4]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21—139页。
[5]李燕凌、欧阳万福：《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第110—122，149页。
[6]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第69—80页。
责编：杨 阳 / 董 楠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