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唐任伍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撰文指出：2020年后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出现转型，呈现出若干新特点：
一是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转型。生活资料匮乏、难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存型贫困，通过“两不愁三保障”的精准扶贫，2020年将实现全部脱贫，生存和温饱已经不是衡量是否贫困的绝对标准，持续发展成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准则。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需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最迫切的需求，后精准扶贫时代面对的主要是发展性贫困。
二是收入型贫困向消费型贫困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提升，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对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更高，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品质高端化，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增大，农村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质量，再加上农村交通设施日益完善，信息交流日益便捷，人口流动性增加，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产生巨大变化，消费的即时性和非理性问题凸显，伴随有效供给不足及供给方式落后，使得消费型贫困现象凸显。
三是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转型。原发性贫困是最初的、最早的贫困，次生性贫困则是二次生成的、派生的贫困。例如，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的农民，在失去土地或者安置点远离劳作地点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导致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同类人群，或者一些暂时脱贫的人口由于资产的缺乏和社会保障的强度不高不足以抵御风险，在疾病、自然灾害和教育等其他风险下致贫，这些次生性贫困成为原发性贫困解决后衍生出的一些新型贫困，具有隐蔽性等特点，给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四是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人口从农村向特色小镇和城市转移，但转移的这批人受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限制、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硬约束以及转移人口自身的思维、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软约束，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阶层隔离现象将逐渐显现，“候鸟式”“钟摆式”的新市民成为最脆弱的一群，他们收入不稳定，劳动风险大，精神上无所寄托，从前的绝对贫困者现在以相对贫困者的新形态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的新贫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