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双重标准”根源
马克思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4]西方“双重标准”造成的国际政治悲剧，折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性和掠夺性，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虚伪、自私和自以为是。
西方固有的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欧洲更表现为对内推崇多样性，对外推广普世性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表现为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的分离。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德的涵义。“中国威胁论”“妖魔中国论”，即源于此。
（一）美国的双重标准：皈依—不能皈依。“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5]美国的“双重标准”源于其立国、西进运动时形成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广义指美国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样板社会的“上帝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者宣扬的美国领土不断扩张是天命注定的思想。后一含义最初指对得克萨斯州的兼并，但不久又用于美国与英国对俄勒冈州的争端，用于因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而产生的领土兼并意图。该名词首先由奥沙立文1845年7月在纽约《民主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6]同时还有美国进入霸权阶段后不断强化的“美国例外论”，是指那些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它们包括美国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它独特的历史轨迹、诸制宪结构的特异性，以及它们影响决策的方式。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市场经济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7]
美国塑造自己的神话可追溯到17世纪初欧洲第一批清教移民来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典型的是美国牧师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话：“我们将成为山颠之城（City upon a Hill），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故事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在这种宗教“非黑即白”“替天行道”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外交政策上美国的“例外主义”不但是一个神话（myth），而且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因为它建立在四个不正确的论题上：
1.美国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优于其他政府。
2.美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是不可缺少的。
3.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其他国家须配合美国政策。
4.如果有任何国家拒绝配合，美国在道德上有权去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揭示到，“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并非任何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8]
（二）欧洲的双重标准：殖民—非殖民。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9]
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发现，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给欧洲带来无穷创造力的同时，也给其“双重标准”埋下伏笔。开放而不包容、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是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为欧洲“双重标准”的缘由。
开放而不包容，源于海洋文明二元论思维。一方面，海洋文明从经济、人口、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开放，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不断制造“异质文明”的假说，通过征服、扩张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海上霸权，继承了欧洲海上文明扩张的衣钵，将海洋文明张扬的个性发挥到极致。
对内多元与对外普世的“双重标准”，源于海洋文明的岛屿基因。宙斯化身为公牛把欧罗巴掳走的传说，为该基因披上了神话的色彩。此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是对欧罗巴大陆说的，其余大陆都应被普世海水淹没。高于海平面的是“我的”文化，其由竞争形成，多元一体，并通过海洋传播至全球，让“他者”皈依而成为“普世价值”。海洋文明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而“普世价值”为文明扩张披上合法性外衣。
进取与破坏相伴生，源于海洋文明的宗教伦理。海洋文明对自然、对他者的控制欲，既带来了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也带来了对自然和其他文明的破坏。征服海洋，而非敬畏自然，一方面培养和激发了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10]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11]
西方的治理观，本质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张扬，反映了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所谓发展政治或现代化政治的一种变体，是民主话语的意识形态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良好的治理就意味着发达民主制度的建立。按照其逻辑，世界不同区域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所谓“专制国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国家”和“失败国家”，而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福音”。这是国际政治中西方“双重标准”的来源，造成了世界乱象丛生。殊不知，世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其他国家的无能，而在于某些大国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
如何界定“自己”与“他人”是催生“普世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理解“普世价值”的关键。“普世观念”发轫于基督教扩张时期。基督教本来是犹太人的宗教，基督耶稣也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传播初期，种族的界限成为它向外传播和扩张的一个重要障碍。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由上帝所遣，来以色列拯救迷失的羔羊。一些居住在犹太地区（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皈依基督，是否接受非犹太人受洗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希腊语Κύπρος）和昔兰尼（希腊语Κυρήνη，英语Cyrene，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12]从而为非犹太人的皈依打开方便之门。正是由于这些“去犹太化”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罗马帝国内部广泛传播开来。
如何破解西方“双重标准”？
西方在国际舆论上固守的“双重标准”导致国际规则不断遭受破坏，西方在外交实践上的“双重标准”以美国盟友-非美国盟友分野，还常常打着“国际社会”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策划、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已，尤其在特别推崇公平正义的中东地区。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于“分”。传统中国文化儒道释并存，儒家强调“和而不同”，道家强调“阴阳和谐”，释家强调“众缘和合”，均体现“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一带一路”实现“合”，成为中国提出的两大核心倡议，成为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铸魂、固基。这是超越西方“双重标准”的根本理念。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破除西方“双重标准”，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原世界多样性；超越自我（us）与他者（others）。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即，超越异（diversity）与同（unity）。尤其是超越基督教的“皈依—妖魔”、“容忍（tolerance）—反对”二分法，而代以“欣赏（appreciation）”。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消除西方“双重标准”的根本之道。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理，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法，在于弘扬国际法的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告别“西方中心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法既包括传统国际法，也包括国际规则。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破除西方国际话语霸权。
破除西方“双重标准”之术，在于创新与合作。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涌现，正在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以往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赢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四分之一全球工业产值，且参与引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现象。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感到恐惧，借此对华发起打压，采取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方式，阻遏中国良好发展态势，同时鼓吹“文明冲突论”，企图把西方国家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对抗中国，美国还大力推行所谓经济脱钩、科技脱钩，阻断两国产业链联系，国际舆论对中美可能出现的“新冷战”感到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