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神）学的交织
为规避此危险，必须在维系秩序的同时，将敌人从流动的人群中甄别出来。这需要将主权例外状态下的对敌斗争与对内治理区分开来。换言之，西方国家机器在法制与人权保障以外对敌人采取的暴力及排除策略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规范性的管控以内，有效地掌握和利用个人隐私，监控群体信息，鉴别和搜寻线索，以排查和跟踪隐匿于人口流动中的“危险分子”，并限制和隔离那些被引诱的“危险群体”，从而区分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内治理中的不安定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策略。当下西方的对内治理无法摆脱对监控、隔离与驱逐等策略的运用。其外部则是主权在例外状态下设置的诸如关塔那摩式（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的战俘营，或为安置流民而设的难民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营”中的赤裸生命视为既非牺牲也非谋杀的双重排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则把这种被毁灭的生命形态视为主权逾越过程中的消耗品，其在生产和权利机制外被屠杀，并拒绝向神圣一面升华，降解在不可触碰的污秽之中。[6]也就是说，处于法外之境的难民以及战俘营中的虐囚事件被暴露在自然法则之下，对其施加的暴力与对敌斗争并不同质，前者降解，后者升华，不能相互取代，却在悖论中共存。此共存意味着西方国家机器以反恐和安全之名发起的战争，不仅引发了难民潮，而且基于政治神学的渲染，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文化形态相交织，在对敌斗争中将此暴力上升为基督教文明与其自我定义的“邪恶势力”之间的对抗。
基督教政治神学中对“异教徒”的排斥及其“末世论（eschatology）”一直隐藏并贯穿于西方权力形态的演化中。关于此末世论的宗教意象，施密特在1942～1944以及战后1950～1957两段时期的文献中反复提及一个概念，“katechon”。“katechon”源于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圣保罗（St. Paul）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及其信徒的勉励与告诫，“现在你们该知道将它（恶魔/撒旦）束缚在katechon中的神圣力量是来自上帝了吧，只有等到恶魔现身时，末日审判才会到来。由于恶魔隐匿在混乱中（mystery of lawlessness），难以分辨，只有当压制它的力量（katechon）被消解时，他才会从当下的混乱中（反基督伪装成假先知蛊惑人心、引发战乱）现身，从而触发救世主再世和审判。”[7]在这段引文中，“katechon”可被解读为一种在正邪对峙中塑造政治秩序的主权机制。其压制邪恶势力以维系秩序。但秩序也辩证地延缓危机和混乱的到来，使邪恶势力继续隐匿其中，伪装得比任何人都拥护这种秩序，从而阻碍弥撒亚时刻（Messianic Time）的到来。从历史上看，katechon的最好例证是魏玛共和国，其瓦解后是德国纳粹反基督式的狂悖。而当下的例证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无论是纳粹对同质且压抑的现代性的反叛及其禁忌的逾越，还是美国国家机器对暴力的放纵，都揭示出西方政治神学中的矛盾。一方面，其强调主权只有在例外状态下，通过对敌斗争，才能将政治的激情和神圣性从空洞的工具理性以及建构在功利和实证原则上抽象且普遍的人权表述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以避免混乱。[8]换言之，西方视野中的全球秩序正处于颠覆的临界点，其试图在例外状态下矛盾地维系秩序，以限制和引导这种反叛力量。
“过滤网”
但是，主权在例外状态下的祛敌过程往往伴随两种情况。一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成为被消灭的对象；二是不确定为敌人但被怀疑的人，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理由，被“过度”地排除出去。正如墨菲所言，“这种主权的例外论或绝对性过于排斥其它可能的对抗条件及处理方式”。[9]其认为在对敌斗争以外，通过新的技术装置及其空间部署，营造新的环境，可以呈现与对敌斗争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对主体的治愈和转化，而不只是主权逻辑下的排斥和消灭。这也揭示出西方国家在安全前提下对内治理的逻辑起点。
对内治理中的安全保障意味着与排除及隔离策略的分化，在公民社会中针对日常人口流动及其信息交往，布置规范性的管控网络。之所以要在基于社会流动性的治理逻辑中把规范性的安全管控与例外状态区分开来，是因为“规范性（normative）”意味着社会主体作为被治理的客体，能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监管中。此监管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名义下被明确为相关的法令、条例及政策。民众以契约方式向国家机器交出自己的隐私权，以换取社会安定。典型的例子就是集体采取公民生物信息，尤其是对移民个人身份信息的收集和监控。斯诺登和阿桑奇事件也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及情报机构在对内治理过程中对全民信息的监控。规范性的信息监控已经将“过滤网”布置得无处不在。
过滤网作为对社会流动进行鉴别、分类和监控的安全装置，可追溯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规训技术及监狱群岛模式的论述。无所不在的全时、全景及全体监控（panopticism）在技术和认知范式上策略性地运用惩戒技术和相关知识，将西方神学话语下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审判”或“净化”转化为科学理性层面对个人身体、行为及信息的剖析、分类和改造。并以安全为由，将此规训装置的布置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流动过程中，通过空间上的布控，对社会群体进行全面且规范的引导。之所以称其为“引导”是因为此个体的规训和群体的监控并不基于暴力和威压，而是在空间和感知上形成一种“被约束但也被保护”的氛围，从而在行动、习惯乃至伦理上自然而然地将社会从被权力管控的客体“内化”为自愿接受治理的主体。
但是，这种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无法摆脱“统治/保护—服从/安全”压抑式的从属关系（subjection）。尤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消费社会涉入到此从属关系中时，也就形成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型主体，即可被机器和系统改（塑）造的人类。资本的增值并不只是将主体劳动异化为抽象且可交换的劳动力的过程，也通过对具体劳动的规训和监控，以及商品符号所编织的迷人景观，产生了功利、顺从且麻痹的资产阶级主体，同时也反向形成了反抗却易妥协的无产阶级主体。此主体化过程一方面基于生产机制，在工厂、学校乃至监狱等有限空间内对劳动个体进行训练和教育，将其吸收为产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功利及安全原则下对生产者进行群体管控，通过维护其生命安全及生活权益，以保证再生产效率，比如：公共卫生、身体健康、优生优育以及公共福利体系等等。[10]
由此看出，西方国家机器所布置的“过滤网”，究其源头是在对敌斗争以外，于对内治理过程中，基于资本生产方式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形成的一种对个体及群体进行监控和筛选的规范机制，并在其部署过程中形成了同质性泛化，即监狱群岛范式（carceral spread）的诞生。从同质化管控的角度来看，基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建立的“福利国家”在技术和布控上可被视为此监控范式的衍生体。虽然公共生活权益得到保障，却呈现出一种对权威规范体系的从属性。福柯将这种同质性危机归因为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下，通过政府干预及国家机器的渗透而形成的压抑机制，其首要考虑的是国家理性的自我发展和完善。[11]西方左翼势力基于改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修正逻辑而捍卫的国家公共福利体系，实则为国家以安全之名对内布置的“过滤网”提供了客观基础和主体条件。[12]从本质上看，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