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向
现在基本可以归纳9·11后西方的治理逻辑。国家安全在恐怖主义威胁下嵌入到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成为治理前提。对外，主权在例外状态下发起反恐战争，通过国家机器对暴力的消耗来逾越人权保障，并将对敌斗争在政治神学的语境中形而上为一种神圣性，成为正邪之间的对抗。[13]对内治理则形成一种混合形态：一面是金融资本催化下的符号经济[14]通过拟像和景观的编织来诱导技术、知识和人口流动；另一面此流动性被置于规范性的全时全景监控之下，来鉴别、筛选哪些是可以交换和流通的，哪些则不行，以预防危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隔离和限制来阻碍流动。由此看出，当下西方治理逻辑在安全前提下的演化基于市场及资本流通，对社会流动进行“过滤性引导”，且保持此监控机制与主权祛敌机制之间的差异化。
此治理模式也伴随着压抑的同质化危机。安全前提下的监控和引导不仅与自由市场理念及其对流动性的保障相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事件的偶然性和突发性相矛盾，更通过同质化的公共福利体系和功能性消费限制社会流动中个人欲望的异质性及其行为的多样性。在生命政治视域下，此流动中的多样及异质性可追溯至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对西方生命原则的定义：psukhē，即生命（活）力。[15]西方治理逻辑的本质可视为在维系生命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创造多样的技术、装置和方式，作用在不同的生命形态及流动载体上（比如：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态的同时也是生命流动的载体之一），来引导此流动过程中释放的活力，同时又基于安全性和功利性对此流动进行有效地甄别和分化，以处理那些不可被生产同化却是此生命流动所固有的异质性因素，比如：暴力、癫狂和疾病等等。在1980年代前，工业资本生产体系在安全和功利前提下利用且束缚主体创造性，在劳动中榨取其生命力并表述为劳动力，市场机制则通过大众消费（或者叫趋同性消费）使被生产占据的劳动力以商品崇拜的方式流通起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西方对流动性的治理在全面金融化形成之前，难以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的同质化危机对个体及群体行为的限制和压抑。
这种情况也催生了二战后从此危机中逾越而出的路径，即（新）自由主义转向。此转向被福柯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从策略上将其解读为市场流通机制在事物离散的分布和交换环境下，源自理性博弈行为间的因果联系，所引发的社会自在且多向流动的内在技艺或技术，以验证其与主权中心化及国家监管之间的断裂和差异。[16]而福柯对此转向的暧昧态度主要基于两点。
其一是其对“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的定义。治理之所以区别于主权统治和国家规范管控，关键在于其立足于技术和策略，通过知识、话语和“物”的布置，在权力实践中为“所思与所行（thinking and acting）”的可能性创造条件。治理的本质并不只是在无所不知的理性范畴内建构所知和可行的一致或统一性，而是要寻求和容纳那些既对治理者“可思（thinkable）”又对被治理对象“可行（practicable）”的行为或活动方式。[17]换言之，所谓的治理（术）是在与主权和安全管控机制的差异和对峙中，及其所知范围以外，凸显社会流动中所包含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控性，从而在技术和策略上于主体化过程中实现多样乃至异质性的共存。
其二是流动性中异质化的凸显效应进而验证了其与市场流通环境的交织。这意味着西方治理在主权和国家监控机制维护的安全空间之外，重视自由流通中的不定因素和偶然事件，以及它们引发的不同行为及活动在交汇中产生的因果关系。[18]如果说，监控逻辑总是将对不安定因素的排除或控制视为社会流动的安全保障，那么对新自由主义转向下的治理逻辑而言，不安定因素则是个体欲望、意愿和行为在流动及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治理的目的并不是强制性地消除这种不可控性，而是基于功利原则，通过计算、衡量、转化和利用，将其控制在为保证安全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以内。换言之，在市场流通和功利环境下要能容忍一定数量的不可控因素。对“灰色地带”的容纳，是因为其在不威胁安全的前提下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即消极性需求（the negative demand）。[19]
救 赎？
新自由主义转向中的治理逻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政府干预以及社会民主模式下建立的从“摇篮到墓地（From cradle to grave）”的公共福利体制，貌似将社会流动中的异质性和主体化过程中的个人自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质化危机中逾越而出。但其能否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救赎？抑或陷入新的困境？立足于当下，此转向却形成了更隐蔽且更具渗透性的社会控制。此困境源于后现代语境中的反抗理论及行动抛弃了传统左翼对立统一的批判逻辑，在断裂性和事件化的历史编撰中过于强调权力实践中行动与行动之间离散的因果关系。比如，福柯在自我爱护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下坚持自我治理的主体化技术与安全规范机制之间的异质化。这种“异托邦”式的自我技术能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揭示规范且同质化的管控机制以外社会流动所固有的主体异质性，即不可被资本生产取代的生命张力，以及无法被大众化消费同化的欲望消耗。但是，对此异质性进行的疏导却不得不在流动中面临金融资本的诱导，而被金融化再次束缚。
这种束缚首先源于金融资本的垄断，而此垄断不得不回溯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知识体系的产生。与自由主义及（新）古典政经传统（包括重农及重商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对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主权（economic sovereignty）”和“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ment）”进行了消解，将主权或国家理性以安全之名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削减，使市场流动不再成为主权或国家理性为验证其公正而进行资源分配的工具。简言之，国家要在市场流动中成为“瞎子”。而且，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强调货币体系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sation）和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以最大限度实现无干预的市场流动。这已摆脱了凯恩斯主义对主权国家及其法币体系（fiat money）的依赖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贵金属本位制的商品货币理论，并伴随着信用货币（credit currency）的发明，强调金融机构对加速市场流动以及微观经济层面交易的重要性，从而为金融资本主导的治理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20]
其二，基于新自由主义转向对社会流动及竞争中“灰色地带”的包容。这种包容和疏导一方面放大个人欲望，在竞争中加速市场流动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默认竞争中所产生的风险，比如：失业和贫穷，并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将此贫穷容纳为灰色地带，即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换言之，不将贫困视为一种必须消除的危险，而当作一种流动和竞争中固有的风险。而在相对贫困中激发出来的个人欲望、意志乃至野心却在同质的生产和压抑的大众化消费以外，为资本的无限增值提供新的动力。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不仅把相对贫困以及产生贫困的竞争机制作为灰色地带加以维系，更通过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创业”和“借贷”的方式，为不平等的个体提供看似“平等”的参与竞争及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此模式下，资本主义自我维系的动力不再基于生产及其异化的劳动力，而来自每个个体，无论其贫富，在流动及竞争中不断从主体固有的生命活力及其潜意识涌现出来的欲望、梦想和野心等不可被生产同质化的象征资源。而这种“浮动”于生产现实之上的象征资源，则被金融知识体系及信贷工具占据和利用，将资本增值嵌入到无穷的欲望释放及消耗中，并将其呈现为“不甘平庸的个体在竞争中的自我投资”。在这样的话语表述中，新的引导方式正在形成，以建构一种敢于承担风险并从中寻求机遇的冒险型主体。其不再甘于默默无闻的生产，仅拿着拮据的工资，在国家及公共福利体系的“照看”下，过着安定、平等，却趋同也缺乏激情的生活。至此，新自由主义对流动性的引导在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主体“异化”的批判下对市场竞争及消费物像的诱导进行修正，成为主体固有的活力及欲望在不局限于必要劳动的情况下，从生产中逾越而出，在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表述以外，寻求“自我增值”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21]换言之，驱动资本的动力不仅仅是机器再生产，更多地是难以被生产抑制的内在活力和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