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1年9•11事件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基于金融资本所诱导的流动性的治理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以极端原教旨主义再现的敌人已渗透进西方社会内部。对外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的反恐战争和隔离策略，不仅在基督教政治神学及种族主义的渲染下与自由市场原则相矛盾，而且成为对内治理的安全前提。对内治理是基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方面，通过金融化诱导个人欲望的消耗，激发流动性；另一方面，将社会流动性置于债务关系主导的规范性管控，以及更加隐密的行为和信息监控中。建构于战争机器和金融装置上的治理模式不仅在流动和消耗中放纵异质化，更在与法西斯化的共生关系中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
【关键词】治理 流动 异质性 新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3.008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霸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中揭示了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中所面临的反抗困境。[1]此困境的源头之一，如Zygmunt Bauman、Scott Lash以及John Urry所言，可归因于有序、高度组织化且同质化的工业资本现代性的终结，而在去监管的市场流动下，通过金融资本的诱导，基于个人欲望的消耗而不仅是生存层面生产的必要性，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向欲望机器转化。[2]“流动、欲望及消耗”不仅将商品崇拜从基于生产交换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表象化为感官诱惑下商品符号的自我复制，更在符号的流动和拟像中消解反抗的主体性，将反抗的意义虚无化为单纯的暴力消耗，从而瓦解葛兰西“阵地战（War of Positions）”式的反抗策略。此流动性正侵蚀公民社会，动摇工会势力，削弱公共福利体系，从而瓦解反抗的据点或阵地，也就难以形成集体意识的抗争。这意味着西方左翼社会民主模式的黯淡。再加之，对前苏联模式的排斥，使得（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下的批判力量不得不走上三条路：一是自我修正，与金融资本融合，诞生了类似于“第三条路”式的调和治理模式；二是自我爱护，与流动性及其景观诱导相交融，在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所谓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下，寻求个人主体表现在国家控制与生产规范以外的异质性；三是与后现代语境中断裂的双重符号体系，以及碎片化的反抗理论相交织，将反抗主体及其行为过度符号化，强调其在事件冲突中的逾越性或逃逸性。这基本上可被视为9·11事件之前就已形成的西方治理脉络。9·11以后，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使西方治理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断续性上面临法西斯主义在民粹话语中的死灰复燃。此文旨在于该变化的理路中，揭示后9·11时代西方治理模式中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共生关系，将其视为西方现代性在二战法西斯化及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转向后，于异质化的放纵中发生的再次突变。
反恐战争与隐匿的敌人
当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似乎“如释重负”。这种轻松不仅来自西方所谓的“历史终结”，更因为“敌人”的消失。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敌人再次出现，社会情绪重新紧张。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反恐战争则成为后9·11时代西方治理脉络的前提。克劳塞维兹（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将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意味着暴力不是目的，而只是理性博弈在妥协及均势状态下暂时的失衡。换言之，战争是由一种均势转入另一种均势的过渡。其并非一种“例外性”，而是理性政治中的“特殊”表述。所以，暴力只是工具，必须被克制，没有不可被理性和言语同化的敌人。这种战争论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契约主权论相关联。霍氏在对外制衡和对内统一的主权形态下，以一种悖论式的理性博弈作为前提，既排斥又利用自然法则下的战争暴力，以造成一触即发的状态，并在此博弈中形成威慑来消解强弱间的均势，拉开差距，形成统治和服从的权力关系。由此看出，霍式的主权控制，是在理性博弈下通过克制暴力来保障生的权利。但这种将战争悬置的主权政治也在世俗权利、伦理规范和功利生产之外，掩盖了自然法则下的另一种历史编撰。历史不只是在契约交换中用理性“谈”出来的，也是通过杀戮、牺牲和毁灭等暴力的不断消耗“打”下来的。战争不只是“非常规”的理性政治表述，也是人类在权力实践中一种“常态且固有”的消耗。简言之，一种人类最直接且本能的浪费。只是在近现代功利原则的考量下，为了主权统治的稳定及国家理性的安定，西方政治文明在其话语体系中将此“浪费”掩盖为一条“暗流”。
伴随着20世纪的战争史，直到当下的反恐战争，虽然西方的政治理性一再将持续不断的战争表述为对均势或秩序的合理“维系”，却无法掩饰其在主权例外状态下通过战争机器对暴力消耗的迷恋，以及对资本过度生产的浪费。实际上，战争式的浪费自一战开始便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直到二战中，纳粹德国（1933～1945）在战争机器下将个人独裁、神秘主义及种族清洗相交织，并通过法西斯化政治美学的渲染，将暴力消耗的“暗流”以战争的方式，从压抑且同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释放出来，形成西方资本现代性的突变。这种突变将暴力和死亡拉回到政治中，并将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颠倒过来，视政治为战争的延续。战争不再是悬置状态，而成为一种消耗。和平和均势不过是永恒及全面战争中的“插曲”而已。
这种消耗式的政治经济形态并未因二战的结束而终结，而一直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所编制的景观轰然倒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机器在主权例外状态下，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战争及暴力的消耗，对外延续反恐战争，对内则鉴别和筛选移民人口。当美国总统叫嚣着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建立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流入时，欧洲（极）右翼势力也正高喊其激进的民粹口号。自诩为“自由包容”的美国乃至“不设防”的欧洲，一面在自由市场理念和人权的口号下维系其主导的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体系，另一面矛盾地重提地缘政治上的“主权及国家安全”，旨在将基于资本流动的移民、技术及文化交流从前者剥离开来，建立起有形或无形的“隔离墙”。而隔离策略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不仅印证着西方左翼及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策略在金融资本驱使的全球化过程中的颓势，也在反移民的国家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话语渲染下，揭示了左翼势力在反抗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中与右翼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纠缠不清的困境，更将主权话语中的“敌人”再次拉入当下国际政治的议题中。
“敌人”被施密特（Carl Schmitt）视为主权例外决定下政治化的“试金石”：“敌人必须在政治的至高点上被具体且清晰地辨认出来”。[3]“至高点”意味着对敌人的鉴别不可普遍化和随意化，只能在公共意愿及人民的拥护（acclamation）下，即公敌而非私怨。故对敌斗争很难在自由主义议会民主机制下，产生于少数代表基于经济利益的“私下商讨”。[4]因为同质化的选举机制并不简单意味着公众意愿能在多种声音的汇集（multi-vocal composition）中以正反对立的争辩表述出来，而是少数代表的“议而未决”会将民众在政治参与中不可量化的激情和真实意愿符号化为议会私下的“话语行为（speech-act）”。此符号化不仅在权术和话术上引起“政治迂回（political indirectness）”，更基于私有财产的趋利性在行动上阻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斗争。即使参与了，也是为了功利考量，必然不彻底。在此功利性中难以实现“最高”的政治化，也由此导致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无法清晰地确认公敌，也就无法区分敌我。这种模糊性与市民社会中的私利（interest）和权利契约（right contract）之间的悖论关系密不可分。从经验主义（Empiricism）出发，个体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的主体性源自个人博弈行为，其根据他人行为的反馈及现实环境变化衡量和预估自己的行为后果以作出合理抉择。基于自我调控和直观感受的私利不可出让性在博弈理性下，与欧陆启蒙传统中所谓先验基础之上的权利契约理性存在逻辑分歧。后者基于交换关系使法人主体性（homo juridicus）在获得权利与从属义务之间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自由原则。自由在博弈理性与契约理性的分歧中被功利地表述为两种形态：要么在安全原则下辩证地与出让和从属并存，要么在市场机制下通过自我平衡来计算利益并选择合适的（不一定是最大化的）索取方式，而不是以出让来获得外在力量的给予和保障。私利的不可出让和多样性必然导致竞争，在经济博弈中难免造成社会关系的撕裂，契约原则则通过功利交换使不同经济个体相互妥协，从属于安全性，在义务上结成社会共同体。如果敌人存在于自由原则以外的例外状态，此例外性在以上两种形态中，要么被混淆成经济竞争的对手，要么被权利交换表述下的妥协性消解掉。换言之，西方市（公）民社会中敌人的模糊性，再加之普遍人权表述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策略（liberal multiculturalism），以一种可共存的差异性来取代对敌斗争中不可同化的异质性或排他性。所以，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往往宣称没有敌人。可一旦国家机器以安全之名从模糊性以及差异性中区分敌人时，也就意味着“那一类（人）”被排斥在人权之外，不再被视为“我们这类人”而加以消灭。这也揭示出西方世界在所谓的普遍人权保障和敌人鉴别过程中蕴藏的不平等和不对称。[5]
但9·11袭击后的对敌斗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敌人不仅仅符号化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或悬置于核威慑下，也不再局限于地缘战略的布控中，而是伴随着移民的流动，通过宗教信仰、文化表现及网络话语的感召，将极端原教旨主义渗透进西方社会内部，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中被侵害的本土底层民众融为一体。一方面是本土民众在民粹运动的煽动下，以街头暴力的方式，在游行和骚乱中发泄其对贫富差距及公共利益被侵蚀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潜伏于穆斯林移民人口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恐怖袭击。这种反抗中的混合状态凸显出敌人的隐匿性。换言之，伊斯兰激进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正伴随着资本全球流通，隐匿于社会流动性之中，与西方内部其它潜在威胁并存。这种隐匿性意味着西方反恐战争呈现出向“内战”转化的危险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