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 境
此修正虽然从同质化的集体管控机制中逾越出来，拟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可能的自我治理，却又被诱导进另一种规范之中。金融资本通过信用货币、信贷业务和创业精神来激发个人欲望和活力。同时，这种诱导也意味着权力金融化及其知识和机构在市场流动中的重新布控。金融网络的部署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通过个性化且奢华的景观渲染以及网上金融服务业务的拓展，将基于储蓄的消费生活从压抑引诱至基于竞争、借贷和投资的消耗型生活，以加速市场流动。如果福柯将西方治理实践中自由主义的转向视为摆脱主权统治和国家理性压抑以实现自我治理的策略，此策略却忽略了金融化的诱惑力。在个人欲望的过度释放下，主体沉浸在巴塔耶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批判的非生产且非压抑的象征消耗中，自我治理的初衷被修正为一种看似逃离主权和国家机器的自由，实则从属于金融拟像。
二是虽然金融机制调节的流动性诱导主体从压抑的生产现实向“比现实更真实”（hyper-real）的虚拟景象逾越，但无法摆脱以债务（debts）为导向的规范性管控（normative control）。换言之，金融化的治理模式以个人欲望及其消耗为条件，并将借贷作为技术，从策略上评估贷款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即其还款能力），进而引导其消费行为乃至生活理念。而此评估和引导需要对个人详细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评测，以衡量借款的额度和偿还期限。实际上，这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信用机制，在基于国家法币体系的工资模式以外，对个人欲望及其参与竞争的意愿和能力所进行的投资，从而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债务关系。债务关系不仅基于对个人财务、工作、家庭等信息的掌控，更通过对消费行为、生活理念及习惯的引导，潜移默化地以金融话语中“贷”与“还”之间的“信用关系（credit）”来取代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credibility）”或信誉，从而将债务关系建构为一种社会权威规范，并以此来鉴别和区分处于良好信贷关系的群体，从而在金融网络支配的生活中将其呈现为值得信赖的人。实质上，这种金融主体化技术仍被金融财团操纵。虽然其与传统主权及国家机器的控制方式不同，更具渗透性和诱惑性，但信用货币虚拟出来的债务关系，以及基于此关系的信用体系无法掩饰其背后的从属性。[22]
从属性的另一面则是消耗型的主体建构。消耗意味着过度，进而逾越压抑的安全生产规范，看似同质化危机中的救赎。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此诱导机制不得不在泡沫及景观幻灭的同时，面临过度放纵的异质化，以及如何再次引导并消耗这种逾越而出的欲望流动。在传统左翼意识形态下通过建构式的生产理性和福利机制来引导并重塑社会已难奏效。因为金融化所改变的不仅是知识生产及表述中的权威话语，或权力机制的部署，更是非生产性的主体化，其看重的不再是生产现实中的压抑、积累和否定，而是享受慵懒惬意的闲散生活。大众们不再热衷于二元对立的传统左翼政治，而是在压抑与反抗的征途之外寻求逃逸或逾越的可能。高福利为逃逸的主体性提供了悠闲生活，而金融资本渲染的浮华景观则为寻求风险的逾越行为提供“试炼场”。但在此非生产性的渲染中，逃逸的前提是宽松的公共财政政策及国家的高负债（比如08年后的欧洲），逾越所带来的则是金融催化下个人意志的膨胀以及风险社会的形成。在2008年前，如果公权力与金融垄断的一体化尚能在债务和泡沫之间找到某种互惠平衡的话，危机之后所暴露的不仅是金融精英对大众慵懒生活的侵害，更是债务危机下“逃逸之梦”的破碎。面对逃逸的困境，新自由主义放纵的非生产性主体已不愿回到同质化的生产生活中，却要保持悠闲而体面的生活，只得以群体方式逾越新的压抑。当民情激荡时，法西斯化则以民粹主义之名死灰复燃。
法西斯主义并不只是资本寡头或军事强人以独裁的方式，在主权至上及国家安全之名下，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垄断将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而是立足于政治美学的煽动，来渲染并释放那些不被理性且功利的民主代表机制和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容纳的底层欲望。从本质上看，法西斯是将西方资本现代化中难以被功利且同质的生产理性压抑的情感、冲动、暴力等主体性因素，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从生产机器和压抑的商品崇拜中逾越而出的一种极端异质化过程。[23]其首要特征是通过政治化使主体情绪“过度地释放和消耗”，在美学上实现对功利现实的超越。正如巴塔耶所言，法西斯化即“绽放之美”，其结果必然是逾越和无限释放后的毁灭。如果说，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为了逾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质化危机，诱导个人欲望在金融资本编织的拟像中进行消耗，尝试摆脱压抑型社会的话，一旦欲望之门被打开，而在市场经济层面又无法一味通过单调的消费景象满足它时，欲望的流动必然集聚、凝结，以寻求另一种消耗。再加之，基于金融化和景观社会进行诱导的副作用是在“去监管”下削减公共投资，瓦解福利机制，挤压公共空间，形成贫富差距，激励个体承担风险以“创业或自我投资”的方式参与竞争，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侵蚀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安定生活，使其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危险。换言之，在异质化的欲望流动中，精英阶层的消耗和放纵伴随着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失及民众情绪的降解。一旦感官上的物像诱惑发生坍塌，在两极分化下，被迷醉的大众情感不仅无法接受现实回归理性，更可能将其放纵且厌倦物像消耗的“内在体验”再度异质化，不再沉醉和逃避，而在“讨回公正与民主”的民粹话语下粉墨登场，以暴力方式逾越而出，发泄积聚已久的社会暗流。在街头暴力抗争的蔓延之势下，民粹话语通过身体的激情、内在意愿的释放和行为的冲动，以消耗式的政治表述，在精英阶层及其言语所习惯的协商或妥协式的理性政治以外，寻求并保持与后者之间的错位。这种解构式的权力关系与过去极右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再寄希望于某个政治强人或领袖的出现，而是在去官僚和反精英的流变状态中无尽沉浮。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言，法西斯与民粹化一体两面，有共同的内核，此极端政治决不仅是少数精英对看似驽钝且沉默寡言的民众的操纵和代言，而是后者旺盛精力和激情逾越而出的内在需要。[24]
结 语
自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安全在恐怖主义威胁下所面临的敌人比冷战乃至殖民时期更具报复性、颠覆性、渗透性和隐匿性，而且对敌斗争在基督教政治神学的渲染下，与白人至上的种族文化形态交织。这些特点意味着在安全前提下，国家机器在对内治理过程中对暴力的运用更注重技巧性和策略性，同时在程度和范围上，对知识、技术及人口流动中个人及群体信息的监控也更加隐密。基于安全前提的规范管控，与1980年代前工业资本对社会安定的治理模式相比，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产生断续性，比如：左翼政党及工会势力在修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下建立的公共福利体系。换言之，国家干预下的福利体系与规范性的安全监控机制均面临主体化过程中基于资本生产的异化和同质化而产生的同质性危机。无论是个体规训还是群体管控，作为被“照顾”或监管的客体，均呈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理性在生产功利性之上的自我验证和发展。此同质性危机进而催生出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此转向也基本奠定了当下西方对内治理的范式，拟在社会流动的事件化、行为的复杂性中期盼自我治理的可能，从而在主体化过程中实现异质性的共存。
此多元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得不再次面临困境。一是对自由主义古典政经传统的扬弃始终将市场流动性视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自然法原则”，以“看不见的手”来强调流动过程中个体行为和事件之间偶然且离散的博弈关系，过分注重博弈理性中个体经济人在趋利原则上的次优选择和自我平衡，而利用自由竞争市场以及市（公）民社会来掩盖竞争主体在理性和功利原则之外对风险、垄断以及控制的无限欲望。这种逾越性无法在市场机制中得到自我引导和约束，反而占据和利用市场流动性，以保障自由竞争之名来加速资本流通和增值，从而使新自由主义转向中期盼摆脱同质且压抑的公共监管的自我治理，被扭曲为金融资本的寄生和诱导。
而且，新自由主义治理理性在与国家干预及安全规范机制的对峙中，过于强调公权力对流动性的控制和同质化，担忧规范性管控在公共权利关系下对基于私有财产的个人自由的侵害，而忽略了其对市场竞争下公平和安全的保障，比如对破产、贫困等弱势状态的保护。去监管的“隐性”方式及其对灰色地带的宽容，看似与国家或政府从外部干预的“显性”管控对立，却在金融资本的诱导下形成了以债务关系为主导的规范性控制。在此控制下，所谓的“自由”被转化为多元主义中以“差异共存”为导向的自我爱护、抑或两极分化中金融资本驱动的自我放纵。
无论是自我爱护还是放纵不仅在新自由主义流动性中消解生产现实，更在主体化中着重非生产性。如果资本主义现代性基于功利生产及社会安全对人口进行的鉴别和分类难以摆脱同质化，而将创造力同化为劳动力且压抑于权威规范之下，那么面对此生产性危机的则是在反现代资本主体化中的异质化逾越。此逾越首先肯定非生产的主体性。从历时性看，二战中的法西斯化通过战争机器将异质化以暴力和个人崇拜加以升华的同时，则是以死亡和毁灭的方式降解；之后，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再次逾越将非生产的异质化在美学和文化表现上通过金融拟像加以渲染，其另一面则是贫困。从效应上看，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呈现为一种逾越性的共生体，可视为资本主义在同质化危机中以不同方式逾越而产生的两次突变。而在9·11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个节点之后，此共生关系在形态上再次突变。当精英阶层将其呈现为超级富豪与政客的相互勾兑时，底层大众则在反精英和暴力的街头政治中聚集民粹“暗流”，在与理性话语的悖论中寻求其逾越行为及非生产性主体表现的例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