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基建将主要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对稳定短期经济运行的影响相对有限，应该避免采用传统基建项目的投资策略。不仅要开展以5G为代表的新科技研发与应用投资，还要补齐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基础短板，同时需要培养相应的配套人才，以应用为抓手带动全社会对新基建的投资。
关键词:新基建 5G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T-9 【文献标识码】A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8年底明确提出的概念，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列入了“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内容。2020年3月初，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新基建的进度。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4月20日明确了新基建三方面内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初步研究认为，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依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是保持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包括以下三个：资本投入（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即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增加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发现，相同的资源会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即“索洛剩余”）而产出不同量的产品，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科技进步及其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科技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是因为存在“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前者是指科技进步本身带来的更多的产出，后者是指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而提升资源利用率。新基建涉及到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三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对短期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更多地肩负着促进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任，因此，需要科学理性的系统建设策略。
既要重视发展新的通用技术也要重视补短板
新基建的定位虽然针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与传统基建区别了开来，但是，要实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其核心在于“新”的通用科技及其应用，并且顺应世界经济加速向数字和智能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5G是新基建中的通用基础设施
无论是强调通用“新”科技的特点，还是满足转型升级的需求，其基础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发展至今已进入到了移动时代。因此，具有超高速率、超大连接和超低时延等三大特性的5G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的部署重点。其超高速率将会拉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应用的发展；超大连接的能力可以解决工业控制中成千上万传感器和模组的大规模并发通信需求，拓展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超低时延通信的能力可用于远程手术以及以AI（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应用的控制与管理。
因此，在新基建中首先要明确的是5G的核心地位，5G是新基建中的通用基础设施，新基建应该围绕5G发展新的通用技术。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3月10日发布的《欧洲新工业战略》中，明确提出了让欧洲成为全球数字领导者的愿景，并提及尽快开展6G网络的研究与资金投入。这也提醒我国在布局5G网络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下一代网络的研究与发展，以期达到并保持世界通信技术的领跑者地位。
在新基建中弥补老短板
由5G的特性可以看出其主要应用场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包括制造、能源、交通、医疗以及教育等行业。在上一轮的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一些企业比较成功地开拓了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市场，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我国众多其他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互联网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发挥并不明显，根源在于缺乏核心的技术。
因此，要认识到，新基建能否真正“新”起来，不仅在于全新项目的投资、研发与应用，弥补我国产业领域多年来相关技术短板也是一种“新”。否则，失去这次新基建带来的机遇，我国众多企业的转型升级会受到阻碍，在关键时刻还可能会受制于人。
多年来我国制造业虽然抓住了改革、人口和资源等红利，但是随着这些红利的逐步消散，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值得一提的是，与欧美及日韩的制造业企业相比，我国相关企业的管理水平已经逐步追赶了上来，但是在核心技术和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主要表现为“四低”：数字化研发设计的工具普及率低、制造过程的数字智能控制程度低、精准制造能力低、社会化供应链和智能物流水平低。从更广范围来看，我国企业在基础的操作系统、核心基础材料及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方面也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四低”和“四基”是我国产业界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短板问题，不仅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更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此，在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中不仅要有引领地位的技术，也要将补短板作为新的重点项目，通过融合创新加以建设，这样才能带动我国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跃升。新基建中的“新”，一方面要具有长远的眼光，追求技术的引领地位，以带动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持续升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现实的短板，脚踏实地地夯实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人才培养是新基建不可忽视的内容
投资、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是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当今劳动力数量呈下降趋势，成本也在普遍上升，因此，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就成为必需。同时，掌握新基建的先进技术并能高效应用也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人才培养也应该是新基建的核心内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盟和德国的相关产业技术发展战略中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划值得我们借鉴。
欧盟在《欧洲新工业战略》中的第六项行动计划内容就是“员工技能优化与再培训”，该项行动计划提到，随着欧洲工业双重转变（气候中立和数字领军）的进程不断加速，几乎所有人的终身学习都变得更加重要，其中，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会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欧盟在该项计划中倡议，在全球的人才争夺战中，欧洲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需要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投入，各成员国、各行业、社会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促进劳动力的提升和再就业。为此，欧盟的该计划提出了多项举措，包括：更新2030年欧洲技能议程，增加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建议；启动欧洲技能公约；就欧洲教育战略框架组织讨论；制定《数字教育行动计划》等。
无独有偶，德国在2013年颁布的《把握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攻略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中，也把“培训和持续的职业发展”列入到了“优先行动领域”，认为工业4.0会对学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持续性的职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因为教育与培训的供给对确保满足工业4.0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并且需要完善职业培训与学术教育之间的交叉互动性，同时，不仅理工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很重要，而且技能转化的能力（如工商管理、项目管理等）也将非常重要。此外，该《建议》不仅确定了包括自动化、大数据分析、制造和物流工程以及安全和数据保护等与工业4.0相关的学习课程，还指出了开发适当的教学方法，特别是要开发与IT相关的适合与年龄、教育、经验或文化背景等有关的成人职业教学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业4.0《建议》还建立了相关教育和培训组织的网络，即德国政府和国际工业企业与公共机构联合推出的 “学院立方体（academy-cube）”，其中包含了大学（确保有才能的学生找到工作）、雇主（找到拥有更高技能的员工）、找工作的毕业生（找到工作）、在校大学生（发现新的职业路径）、培训供应商（找到新的市场）、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候选人）等相关角色，“学院立方体” 基于云平台实现，企业和大学等在其中发布具体职位空缺和提供在线学习课程等。
分析欧盟的新工业战略以及几年前德国发布的工业4.0《建议》等，都可以看出他们把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方案作为重点内容。无论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劳动力质量，尤其是在新基建项目的部署、落实与具体实施中，需要有针对性的劳动力教育与培训方案。
通过“以用带建”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新基建
著名的阿玛拉定律（Amara Law）告诉我们：“人们往往会高估一项科技所带来的短期效益，却又低估它的长期影响。”依据该定律，Gartner公司提出了技术炒作周期的模型，认为新兴技术的成熟会经历开始启动、过度期望、坠入谷底、逐步接纳和广泛应用等五个阶段，阿玛拉定律和Gartner技术炒作周期背后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利益的追逐。
近两年来5G其实也在经历着Gartner技术炒作周期，人们对5G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5G究竟能带来何种效益，至今还只能从其所具有的高速度、大连接和低时延这三个特性上做一些推演。当然，这三个特性也足以吸引各国把5G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优先发展领域。然而，并不是说5G都需要政府投资，5G产业覆盖了通信的网络规划、器件材料、设施设备、终端运营以及市场应用等范畴，其中除了各个范畴中属于基础科研的部分为公共产品外，大多属于产业投资、私人消费领域。因此，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需要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积极性。
按照Gartner技术炒作周期，5G只有处在其中的逐步接纳以及广泛应用阶段，一般企业才有可能积极参与并取得成效，在此之前大多属于炒作或观望。进一步分析，5G本质上是一项连接技术，而连接是社交和商业等各种活动的基础。基于信息网络的连接可以带来网络效应，即随着网络用户规模的扩大，网络的价值会呈指数级增长，这样吸引的用户就会更多，为参与者带来的价值就高。新基建承担着加速社会及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任，5G最大的应用场景也主要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因此，新基建的主力军是企业，而对企业来说，应用并取得效益才是动力。新基建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有效应用，参与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新基建最终也就能够帮助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因此，在新基建中，除了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特点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数字类基础设施外，政府的角色是投资的动员者和市场机制的设计者，“用”才是“建”的目标，“用”也是吸引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建”的动力，即以“应用”带动“建设”，促进包括大量中小企业在内的全社会资本参与实施新基建。
从实际来看，新基建涉及到的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等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四低”和“四基”的补短板等，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目前基本都处在同一起跑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企业基于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判断参与新基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引导资金的投入以及金融、财政、税收、人才等面向应用的新基建政策，让参与的企业尽早享受到数字类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以及对传统经济领域超强的渗透和溢出效应，尤其要运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阻止低价恶性竞争的发生，保护因为创新投入而短时期内难以降低成本的企业。
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新基建角色
作为新基建主力军的大量企业不仅要考虑长远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应对当下生存的问题，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
经济的长期增长涉及到生产能力的持续供给，而拉动GDP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变化会引发经济短期波动，在出口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新基建还应该面向投资和消费的促进。其实，技术进步离不开投资，两者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难以清晰地区分开来，然而，新基建的投资与传统的基建投资不一样，新基建的投资不应该用于增加原有的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生产能力，而是用在获得与信息、融合和创新等三种基础设施相关的技术、设施和新产品的生产能力上。而这一类投资的周期长，难以短期内达到有效拉动经济的规模。正是因为如此，国家发改委最新明确的新基建内容并未包括先前一致认为应该包括的“铁公基”，即老基建的代表：铁路、公路、机场以及特高压等其他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当然，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需要的数字化改造也是新基建的重点。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能力充分，但是因为消费不足而缺乏市场，那么即使生产出来也是库存。企业需要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的运营模式去开拓新的市场，而这项任务也很难在以季度或年计算的时期内完成。总之，新基建促进短期经济的稳定能力是有限的，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认为：“长期内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影响会淹没宏观经济学传统上极为重视的短期经济波动所能引起的任何可能冲击。”因此，长远地看，新基建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一定会消除眼下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朱天：《中国式增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
[2][英]布莱恩·斯诺登、[英]霍华德·文著，王曙光、来有为等译：《与经济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责编：董惠敏 / 董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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