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追求和践行和平发展，努力为人类社会和平繁荣作贡献，打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中原本对立的许多方面。但是，国际社会中也有人不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仍以冷战的思维来观察中国，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反向的评判。当前，在国际交往中，国家间在各方面有分歧、矛盾甚至有冲突，每个国家内部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完全不同。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中国也需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这样的世界，从容应对，不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
【关键词】冷战思维 欧洲模式 苏联模式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6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一句名言。人们在解读这句话时，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友”和“敌”，“有”和“没有”，以及“利”和“益”上面。这些当然无可厚非，也都有它们的道理。但是，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似乎在于强调在国际交往中需要一种良好的心态，尽可能少地受情感所左右，尽可能多地思考影响相互关系的种种因素。现实的世界不太平，除了中东、中亚、非洲的某些地区战乱不已之外，最搅动人心的还是一些大国关系，如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等，它们的关系变幻莫测。之所以如此，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以平和的心态认识世界和看待别人，恪守心态失衡的冷战思维。
冷战的内涵不可泛化
冷战思维源于冷战，有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内涵。
冷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般认为，其标志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或“铁幕演说”，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标志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前后持续了40余年。冷战无论概念还是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几乎都是明确的，即美国和苏联之间、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除了动用武力之外的全方位敌视和对峙，而这些敌视和对峙几乎都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包裹着。
资本主义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的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特征大体上可以描述为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总的看，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开放性比较大，包容性比较强，因而在发展和完善的程度上差异性很大。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欧洲几乎所有的近代民族国家在社会发展模式上都是资本主义的（以下简称欧洲模式），但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发展程度和完善程度上的差别比较大。十月革命之后，新诞生的苏俄（1922年之后叫苏联）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以下简称苏联模式）。在基本特征上，苏联模式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指导思想，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与资本主义模式比较起来，苏联模式排他性强，在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有与资本主义模式相对立的独占性标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根本上说，欧洲模式与苏联模式在各方面是完全对立的，受欧洲的国际政治影响，苏联同欧洲其他大国的关系比较复杂。苏俄刚出现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以它为敌，其中英法等14个国家还结伙试图将苏俄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已经站稳了脚，以及德意法西斯的出现，英法等“民主国家”试图通过绥靖政策怂恿法西斯德国去打苏联，而苏联在无法与英法联合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情况下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想把法西斯祸水往西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利用英法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先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并很快横扫欧洲中西部，1941年6月又发动了对苏战争。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英国和苏联首先结盟，紧接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世界性反法西斯同盟。促成这个同盟建立的是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而非美英两国与苏联的彼此认同，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矛盾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合作是以讨价还价为前提并伴有时起时伏的明争暗斗。但是，无论如何，正是由于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国家组成的这个同盟，才打败了骄横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就在德国法西斯行将灭亡之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战后欧洲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中欧东部和除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的其余部分属于盟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一分为二，盟军占领区成为联邦德国，苏占区成为民主德国。这样一来，统一的欧洲分成两部分，中欧东部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就成了东欧，而余下的欧洲国家就成了西欧。冷战就发生在欧洲分裂之间后的东西欧之间，而领头国在东欧是苏联，在西欧是英美。美国本不在欧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在英法衰弱的情况下成为西方阵营的龙头老大，世界因而也形成美苏的两极格局。
西欧和东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地缘政治区域概念。其中，东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受苏联控制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这八个国家在成为东欧国家之前是受不同的西欧国家控制，实行的都是欧洲模式，与西欧不同大国关系紧密，其内政外交几乎与苏联没有关联。它们成为东欧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关系，而非它们自己的选择。雅尔塔体系将分裂的欧洲现实固化下来，井水不能犯河水。但是，无论从西方角度还是从苏联角度来看，欧洲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是水火不容的，于是就出现了划定了范围（在欧洲）、限定的方式（不直接动武）的全方位对峙，即冷战。二战结束不久，西方提出实施针对苏联东欧的“铁幕论”“遏制论”“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等等，而苏联提出了“两大阵营论”“两个平行市场论”。全面对峙的表现就是隔空喊打，但动口不动手。西方通过各种途径宣传资本主义模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苏东关系。苏联以资本主义模式为“哈哈镜”，反向地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模式和对东欧的控制。北约、欧共体和华约、经互会这些外表上看似乎是两大阵营对立的军事组织和经济组织，但是，它们各自的功能也有差别。欧洲模式由于开放度高、包容性大，所以，北约和欧共体的主要功能是自卫、自保，而没有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也没有出现内部的打压和争斗。苏联模式由于开放度低、排他性大，所以，华约和经互会的主要功能是自稳，即苏联用它们控制东欧国家，其中，1968年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典型的表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冷战之后的国际矛盾并非冷战之延续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与苏联、东欧地区的矛盾、对抗、冲突和战争均于冷战无关，而是复杂多方面的历史矛盾集中爆发和大国博弈的再现。
冷战以苏联和东欧的消失而告终。苏联、东欧消失得很突然，也很快，于是有剧变之称。从顺序上看，先是国家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后是三个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如前文所说，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七国（更不用说民主德国的母体德国了），其社会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欧洲模式。十月革命之后，沙皇俄国转变成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民主德国都从欧洲国家变成了实行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然而，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抛弃了苏联政治模式，回到了欧洲的政治模式。在政治剧变之后，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苏联于1991年底比较平静地分裂成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却在民族仇恨的血雨腥风中最终分裂成了6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则友好分地为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加上国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原来的东欧变成了由13个国家组成新地缘政治区域——中东欧。没了苏联，没有苏联模式，也就没有冷战的另一半，冷战因此宣告终结。
冷战虽然结束了，中东欧地区并不太平，可无论是“热”的厮杀还是“冷”的对抗，都与冷战没有关系，而非冷战的延续。就前者而论，南斯拉夫在解体过程中，先后发生了武科瓦尔战争、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它们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可上溯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1]这些矛盾或者长期被大国关系所压抑，或者为苏联模式所遮掩，非但没有消失，甚至还不断地积累。因此，冷战刚一结束，它们就集中迸发，而且以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苏联解体和作为地缘政治的东欧消失之后，北约和欧盟开始越过雅尔塔协议划定的疆界双双东扩，收复冷战时期苏联的地盘，而中东欧这些新老国家几乎全部以“回归欧洲”为社会转型或新国家构建的唯一目标。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国家遗产，但没有苏联那样的大国地位，沦为二流国家的它无力抵制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无法阻止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本身也放弃了苏联模式，实行的也是欧洲模式，只是带有比较浓厚的东方色彩，因而不为西方所认同。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从没有中断过，但也没有直接动手。即使对抗形式是“冷”的，但是，其内涵和表现与曾经的冷战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与欧洲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的对抗毫无关联。如果看到俄罗斯与西方在许多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考虑到历史上俄国同西方大国在中欧和东南欧乃至世界的角逐，不难看出，这些对抗实际是从沙皇俄国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同西方大国角逐的历史回声。
由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冷战时期的多方面对峙也不复存在了。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带有极强的民族性。它们有类型上的差别，有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但彼此并不排斥和对立。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家交往中出现矛盾与冲突是难免的，当事各方应本着国际关系准则解决。如果一个国家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作为评判和批评别国的标准，这就是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的延续。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里林林总总的问题中，真枪实弹的“热”问题的主要是历史纠葛、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等“陈年老病”；明里暗里互相较劲的“温”问题主要原因是全球利益、地区利益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流行病”；而因自恋本国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标准指责、攻击别国而产生的“冷”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心理病”。“陈年老病”治疗起来比较费劲，治愈的良方多半要靠时间；“流行病”则是常态，可以通过相关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机构和当事各方通过协调解决；“心理病”则更多地需要自我调整，以平和、包容与开放心态面对变化的世界。
无视中国社会变化的冷战思维
冷战没了，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以冷战的内涵来观察评判对方的冷战思维依旧存在。其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就是把中国看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视为对手，想方设法遏制、限制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指责。西方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全球利益、地区利益、经济利益、战略考虑等多方面原因，但凡事总是以阴暗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这就是冷战思维的惯性。就最近的事例而论，2020年1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时，除了重提“中国威胁论”与“5G”问题之外，他强调“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国的制度”“虽然我们仍须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世界各地依旧存在各种挑战，而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2]
不难看出，蓬佩奥所指与冷战时期美国看苏联、西欧看东欧一脉相承。在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西欧对东欧各方面攻击的外衣就是这两方面。在被称为吹响冷战号角的“富尔敦演说”中，丘吉尔宣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3]但是，冷战期间，中国并不在美苏对峙的范围之内，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欧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比较复杂，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并不像美国和苏联、西欧和东欧是长期的“冷”对抗。就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而言，中国除了有过同它们的冷对抗之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同美国等在朝鲜、越南等战场上进行过“热战”。就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而言，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有亲如一家的“蜜月”，但也有争吵不休、互相指责和批判，甚至一度与苏联还发生了局部的武装冲突。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是中国同苏联分岐和矛盾的焦点之一，在苏联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时候，中国强调“东风压倒西风”和战争不可避免。到60年代末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国开始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恢复或建立正常关系。
不仅与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之前十几年，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可以从许多方面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实质就是逐渐地废弃了苏联模式在许多方面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比较全面地调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所有制、各种经营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存，早已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突出的只是中国的国情、政治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不断地扩大同世界各国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深化和平共处的内容。早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明确地阐述道，“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了孙后代负责”“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已使冷战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同其他国家有分岐、有矛盾，甚至有冲突，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是完全不同的。
以平和的心态看世界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牵动世界的神经。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社会不仅会更加关注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会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追求和践行的是和平发展，努力为人类社会和平繁荣作贡献，得到了世界上普遍的肯定和称赞。但是，也总有一些人以冷战思维观察中国，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反向的评判，用它们影响、干扰，甚至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前者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东突问题、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等，后者如将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带一路”以及对外援助等视为“对外扩张”，利用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成了某些国家中的某些人从政治角度谈论的话题。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某些西方人不舍的冷战思维，不愿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现实的心态，甚至有悖于西方模式中的包容和多元的精神。然而，别人对中国的心态如何，中国无法决定，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端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心态。只有心态摆正了，中国看世界才可能不受非友即敌的情感左右，冷静看待各国对华关系上的风云变幻，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所谓心态摆正，就是对有些现象要有清楚的认识。比如，世界各国是多元化的，所处空间、国家体量、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发展程度、国际地位等许多方面千差万别，在国际事务有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关系中有矛盾和冲突，都属于常态。看世界的良好心态之一就是不要指望所有国家对自己完全认同，自己能一呼百应，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倾听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剌耳的声音。再比如，西方国家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在国内政治图谱中有各种政党、政客。在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中，它们的观点理念、政治主张不仅五花八门，有时甚至相互对立。政党之间的岐见和争斗时常会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上，妄议中国在许多时候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又比如，西方国家实行所谓的言论自由，没有统一的调子约束国民。尽管西方自由也有禁区，但是，对涉及政治或国际政治尤其涉及中国的言论是开灯放行的，其中新闻记者、文体人士尤甚。毫无疑问，对于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的言行，中国必须作出适当的反应。但需要清楚地认识，这些噪音在国际社会或在一个国家中多半都不是主调。
心态摆正还有另一方面的内涵，即在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不能将同某个或某些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太过理想化。如果在认定对方“好”或“不好”的时候情感色彩太重，而对别人对自己在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等方面的差异性注意或强调得不够，就会在观察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欠缺。这些都会扭曲对外交往中的心态。实际上，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地缘政治和所面临的不同环境，都可能使不同的国家在战略重心上出现错位。不同的政治文化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发展的特性，也可能使不同的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出现各种利益上的错位。另外，在很多时候，中国同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关系如何，除了受制于双方自身因素之外，时常是第三方外力挤压或舒压的结果。在这方面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例子就是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关系。
从原东欧国家演变而成的中东欧最多时只有13个国家，2012年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地海三国加入进来，成为中东欧16国。也就从这时候，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在各方面的关系急剧升温。2019年，原属西欧的希腊也加入进来，中东欧变成了17国。从“16+1”到“17+1”，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往来、教育文化交流全面得到提升，成为“一带一路”最成功的“示范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需要对中东欧17个国家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同它们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应对“变脸”的正常心态。就前者而言，这17个国家在国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地缘政治、回归欧洲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不仅如此，它们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在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等方面认同度非常低，而历史矛盾和现实恩怨比较多。就后者而言，17国是一个中小国家群，中国则是世界大国，各方面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很多方面互补性不是很强甚至没有互补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们都是欧洲模式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受政党政治和大国影响比较大。重视并努力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十分必要，事实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已显露出来的和潜在隐患也很多。比如，近一个时期，捷克、波罗地海三国等国的政客或者国家机构公开表现出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敌意的言行。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对中国和中东欧的关系肯定是不利的。这也是一种常态。中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放松心态才能处变不乱。其于上述事实，笔者一直建议要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张要重视中国和它们合作的“精准性”。[5]如果把某种双边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估计得过于理想化，一旦有何侧向的甚至逆向的变化，最终受伤害的必定是自己。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由于雅尔塔协议，冷战只局限在欧洲之内，而欧洲之外不受雅尔塔协议约束的地方往往是冷战热战皆有。第二，冷战是欧洲模式和苏联模式全方位的对峙，而这种对峙带有很强烈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比色彩。第三，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打通了两种模式中的许多方面，同欧洲模式国家的合作全面展开并成效巨大。无视这些并仍在冷战框架内看待或攻击中国，实际上就是顽守一种冷战思维。第四，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对此，中国需要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这样的世界，以便处乱不惊、从容应对。如今的世界多样性并存，各国都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各自的关切。所以，在与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不能光用自己的情感单相思，多从对方角度看对方，为敌为友往往都不是绝对的。
注释
[1]孔寒冰：《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2]《蓬佩奥竟称中国制度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中财网，http://www.cfi.net.cn/p20200201000008.html，上网时间：2020年2月5日。
[3]“铁幕演说”词条，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687911-5900605.html，上网时间：2020年2月18日。
[4]《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上网时间：2020年2月16日。
[5]孔寒冰：《中东欧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中国与之合作的“精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Looking at the World with a Peaceful Min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ong Hanb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pursued and practiced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ove to contribute to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human society, and overcome many of the original oppositions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However, some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 not adapt to the reality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y still observe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 War and make an adverse judgment on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t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even conflicts among countries in various area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thin every country. These are normal things an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in the Cold War. The world is diverse, complex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China also needs to look at such a world with a peaceful mind, deal with it calmly, and never sway due to passing whims.
Keywords: Cold War Thinking, European model, Soviet model, peaceful development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东欧社会发展、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著作有《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中东欧的差异性、复杂性和中国与之合作的“精准性”》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