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
供图季礼
本文语粹
●自由绝对不是赋予每个人自由权利的事情，不是人的权利不被侵犯那么简单的事情。马克思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自由必须在与他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一个人的自由因此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自由、社会的自由，这样我们谈论的才是人的自由，才不是“森林中野猪的自由”。
●西方讲“人权”，其实更重视的是“权”而不是“人”，更重视的是赋予每个人权利，却并不重视或不在乎到底有多少人实际上能够享有这个权利。不讲人而讲人权，忽视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人权，会让一些政府在保障权利的名义下，为不能救更多的人而脱责，会让民众把一些人的死亡看得没有那么重要。
●在疫情期间，健康权、生命权就是最实实在在的人权，也是最大的人权。不能被别人带到沟里去，认为中国的抗疫措施是对人权的背叛，而应该认为这恰恰是捍卫人权本身的有效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健康权和生命权也是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那么也就能够理解隔离并不是对人权的侵犯，反而是对人权的保障。
●把民主看得过于重要，很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看作目标，导致出现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情况。在西方社会，我们会发现有这种倾向，形式上的民主很重要，只要程序民主了、形式民主了，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有没有、能不能办成事。
●民主保障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反映，集中解决效率低下，解决可能会出现的大多数人没有主见、没有远见而被误导的问题。集中应该作为民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讲中国式民主，就得讲民主、法治、领导力量、集中这几个关键词。事实胜于雄辩，防控新冠疫情，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做了很好的正名。再去怀疑或否定这一优势，就难有理直气壮的理由了。
中国战疫在比较短的时间即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却遭到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指责，其编造的理由往往是以所谓“中国以专制、集权的方式侵犯自由和人权”。反过来，在国外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理解，一些西方民众还是不戴口罩，还要去集会，甚至还要走向街头抗议，打着的旗号往往也是“自由、人权、民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互相不能理解的情况？不能排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较量、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因素，也不能排除西方国家长期抱有偏见，利用疫情大打政治牌、“甩锅”中国、散播种族主义观念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对“自由、人权、民主”的中西方理解差异的问题。
全球战疫无疑为我们比较中西方社会的“自由、人权、民主”观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论据材料。比较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应该构建什么样的自由观、人权观、民主观。现结合疫情，分别提出与这三个范畴相关的几个问题，谈自己的理解。
疫情之下谈自由：要求戴口罩是侵犯自由吗？
长期以来，有一种相对普遍的观念，认为中国和西方确实是文化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一准则就是自由，西方人自由惯了；而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正是因为中国缺少自由文化、不讲个体自由，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才能采取“封城”“戴口罩”“隔离”等措施，并迅速取得防控疫情的阶段性胜利；而西方的自由文化、大讲个体自由才导致了其应对疫情的措施无法正常实施。在此次疫情之下，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下自由的话题，改变一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想法。
第一个问题：自由值不值得如此大讲特讲，如此受到推崇？
在西方，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西方民众对自由的推崇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信仰，成了一种终极价值。有些人可以说是已经深陷自由的原教旨主义中了，以至于可以不要健康和生命也得要自由。从他们参加集会、参加游行示威、拒绝戴口罩、反对社交距离等行为上都可以看出来。
这里确实有中西文化在对待自由方面的不同，在中国很少有人把自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去谈。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不讲自由，也不能认为一讲自由就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追求的就是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部分。有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有集体主义的自由。
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谈自由，而在于应该怎么谈自由。我们不能看到西方媒体以自由和人权来批判中国，就反感谈自由，看到西方民众自由观的问题和缺陷，就批判西方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我们不能放弃自由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应该思考何谓真正的自由、如何追求自由这样的问题，让自由理论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才能有助于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自由仅仅是个人的权利，还是应该包含责任和义务？
西方民众所讲的自由实际上主要是指自由权，是个人自由的权利。自由之所以深入人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被当成属于每个人的、不被侵犯的纯粹的权利。而主张自由最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政府权力，其最积极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遏制政府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和干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这种追求对于最终战胜君主制、特权制，对于保障个体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今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但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过度强调，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集体动员，不利于社会整体力量的发挥。在新冠疫情中，民众会以妨碍个人自由权利的名义，导致抗疫举措大打折扣，难以落地。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些人对他人、对社会不负责任，从心底里排斥一切规范规则。自由因此会成为个人任性与随意的正当性外衣。一些人口中所谓的自由，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制止他们，任何事都不能成为侵犯他们自由的理由，包括新冠病毒。
在中国讲自由，不会只讲到个人的权利，一定会同时讲到责任和义务。人之为人，为社会人，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必须面对家庭、集体、国家、社会，必须遵守法律、道德、责任、义务甚至传统观念，所谓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在中国，这句话被广泛认同：只谈个体权利、不讲或少讲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的自由，是不可能被认可的自由。
第三个问题：自由是天然存在的，还是要靠后天积极争取？
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一项权利的话，它应该是天然存在的，至少会被理解为是现代国家在人出生的时候所赋予的，正所谓“人生而自由”。但问题在于，人从出生起就不自由，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被动的，不是你自由选择的。自由不是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如果认为自由生来就是属于我们的，是不能被别人拿走的馅饼，就必然会把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即免于被剥夺的自由，谈论自由主要的任务就是避免它被侵犯、被剥夺。在应对疫情中，最多能够认可，为了抗疫可以暂时牺牲自己的自由，暂时让渡一部分自由。
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观点，也认为为了今后的自由而暂时牺牲当前的自由。其实，这还是假定我们曾经拥有自由，自由是先天的存在，是实体性的存在。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些人所设想的那种完全意义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先天自由。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行动，人类一直是在不自由因素中争取自由，是在必然性的各种关系中争取自由。自由只会因“不自由”的存在才有意义，才不是抽象的。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争取自由，都在对抗让我们不自由的因素，而新冠病毒只不过是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不自由因素”。就此理解，抗疫采取的举措不是要暂时牺牲自由，而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争取自由的努力的体现。也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认识到，配合隔离是积极自由的表征，反对隔离其实只是一种消极自由。
第四个问题：如何处理好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社会自由的关系？
在这次疫情中，有愿意戴口罩的社会成员的自由和不愿意戴口罩的社会成员的自由的冲突。在平时状态下，戴不戴口罩是每个人的自由，爱戴不戴，互不影响，互不干涉，很容易处理。但在病毒传播的社会背景下就并非如此。如果你不戴口罩，可能会侵犯到其他人的自由，甚至整个社会之人的自由，这个时候一个人还享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吗？就此而言，自由的限度在于，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需要他人承担后果和损失，那这种自由就不再是被认可的、真正的自由。
自由绝对不是赋予每个人自由权利的事情，不是人的权利不被侵犯那么简单的事情。马克思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自由必须在与他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一个人的自由因此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自由、社会的自由，这样我们谈论的才是人的自由，才不是“森林中野猪的自由”。西方自由论并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过度地强调了个体自由的优先性。在中国，倒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有社会自由的考量，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保护更多人的个人自由，不容许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带来对社会自由的损害，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避免个体的自由在社会集体的名义下受到侵害。
事实证明，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强调往往通向极端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导致一些人把他人、把社会、把政府当成个体自由实现的障碍。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是会出现矛盾的，但这并不是说摆脱他人、摆脱社会就能获得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实现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在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
最后一个小问题：自由仅仅是哲学的、涉及价值观念的范畴吗？
我们会发现，过度地强调个体自由，还会导致自由与科学对立起来。对付新冠病毒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接触、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就是“待在家里闷死病毒”，这是科学，但有些人却认为封城、隔离等措施是对自由的侵犯。实际上，封城、隔离与自由有关联，但关联不大，与科学倒是关系更密切。违背科学讲自由，只能是反智的自由。戴口罩这个问题，需要争论的不是自由价值是否被侵犯，应该争论的是是否尊重科学。我们不能仅仅把自由当成哲学价值观，不能只信自由的哲学，不信自由的科学。在这一点上中国民众值得点赞，我们相信科学措施，尊重院士、科学家、专业人士的建议，做到了科学地追求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