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谈人权：“权”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
自由和人权经常放在一起说，在武汉刚开始封城的时候，西方媒体往往提的就是这种举措侵犯自由和人权。在西方国家疫情没有暴发的时候，这种说法似乎显得义正辞严，一下子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但当西方遭遇疫情的时候，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被他们认为是侵犯人权的事，他们全都做了。有网友编了一句话：封城，人权没了；不封城，人全没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对西方把封城、隔离这些正常的抗疫措施当成侵犯人权的嘲弄。不过也容易产生误解，好像封城真的就是不要人权了。我们应该强调，隔离恰恰是保护人权的切实举措，它不是与人权对立的措施。
第一个问题：人权属于国家内部议题还是属于跨国议题？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讲人权都不是只在国内讲，不是只针对本国民众讲，其人权一直被赋予了“国际范儿”，是超越国家的。美国一直自诩为“人权卫士”，强调“人权大于主权”，动不动就对别国人权状况指指点点。甚至有些美国民众也相信美国有义务并且有能力维护别的国家的人权。关于中国应对疫情措施的反人权言论，只不过是这种套路的延续。事实证明，超国家的人权，必然会沦为政治的工具，成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的国家的政治牌。
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并没有将其当成国际议题，反而强调人权事业必须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但面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发表了《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实况进行了揭露。这说明一点：没有一个国家在人权保障上是至善至美的、无懈可击的，用更大的精力解决本国的人权问题才是正道，总是替别的国家人权状况操心，不仅对其他国家人权事业发展无济于事，对本国的人权事业发展也毫无裨益。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而不是通过打人权牌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才是正道。
第二个问题：“权”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
乍一看，这似乎不是个问题，道理太简单了，当然人更重要，没有人，哪有人权？没有人，讲人权有什么用？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西方讲“人权”，其实更重视的是“权”而不是“人”，更重视的是赋予每个人权利，却并不重视或不在乎到底有多少人实际上能够享有这个权利。人和权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出现要么为救人就得牺牲权利，要么追求权利就救不了人的思维难题。
不讲人而讲人权，忽视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人权，会让一些政府在保障权利的名义下，为不能救更多的人而脱责，会让民众把一些人的死亡看得没有那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提出来后，可能在本国产生的质疑还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质疑大的原因。西方民众还在应该把救人看作第一位还是应该把保障权利或人权看作第一位之间犹豫，他们很多时候更看重的还是政府要保障权利，主要是自由权利。这种看重权利而不看重现实的人的人权观，也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后果：把本该由国家、政府承担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由个人来承担风险。
对比来看，中国是明确先讲人再讲权的，而且我们认为，没有人空讲权，是没有意义的。“人”更实在，“人权”略显抽象。疫情发生的时候，人就是人权，我们会努力保证人活着，不管什么人，老人、年轻人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去救，这个救治的过程本身就是捍卫人权的过程。中国政府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它不只保障权利，还要拯救人，不仅提供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那些无法获得权利的现实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难题，包括健康和生命难题。
第三个问题：在人权中，自由权和生命权哪个更重要？
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不仅制造了人和权的区分，还给不同的人权进行了排序，那就是把自由权、隐私权看得更高，把生命权和健康权忽略或贬低。实际上，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对政府来说，给所有人以自由的权利，更容易实现，但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健康权和生命权，却并不容易实现。在疫情中，政府必须把让人活下来作为人权的重点，要解决让大多数人活下来的问题，要去克服这个难题，而不是狭隘地把自由权看成唯一人权，为自己解决不了健康权和生命权找借口。
疫情面前，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健康权和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国是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这与中国一直强调的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一致。在疫情期间，健康权、生命权就是最实实在在的人权，也是最大的人权。不能被别人带到沟里去，认为中国的抗疫措施是对人权的背叛，而应该认为这恰恰是捍卫人权本身的有效行动。如果我们认为健康权和生命权也是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那么也就能够理解隔离并不是对人权的侵犯，反而是对人权的保障。
第四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权中的“人”？
中西方关于自由和人权的理解差异，最终还是体现在对“人”的理解差异上。在西方的观念中，人首先是个人，作为个体存在。这是一个无需多想、自然而然、亘古不变的道理。西方的人权观、自由观甚至民主观、法治观都是建立在对这个“天生个人”的设定的基础上。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个人的存在，而且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对个人、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的基础上。
但我们不能天然地设想人自然就是独立的、自由的，这样做只会把个人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从而陷入抽象的个人论之中。实际上，只有在艺术化的作品中，我们才会看到像鲁滨逊似的孤立的个人——那个独立的、孤立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主体，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是个人，但却是在关系中的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个人。人的自由、人权，不是通过保障个体权利就能实现的，一定要在理顺关系中，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我们讲人权，讲自由，一定不能忘记讲社会关系，讲共同体，讲国家，讲民族，讲集体。个人是社会中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打造出自由的个人，才能实现具体的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