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在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形成与完善的进程中实现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尤其是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国家兴盛和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经济治理 基本经济制度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制度兴则国家兴，制度稳则国家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国家。自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了99.1万亿元，占世界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6%。1978年我国GDP总量是3678.7亿元，到2019年底，我国GDP总量超过了99万亿元的规模，约是1978年的269倍；1960年我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37%，1987年为1.59%，而到2019年这个比例预计将超过16%。按照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的GDP之比，1960年是10.99%，1987年是5.62%，2018年是66.4%；中国与日本的GDP之比，1960年是134.8%，1993年是9.98%，2018年上升到273.8%。1952年—2013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8.2%；1978年—201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2010年至今国内生产总值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另外，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011年的44.3%上升到2018年的52.2%，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到53.9%。
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与发展恰好证明了“制度兴则国家兴，制度稳则国家稳”。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不完善，经济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指引，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特别是“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此评价甚高，“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要翻一番”。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总结。
1958年以后，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阻力。此时，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再加上单纯追求纯公有制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建设也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不稳”导致了经济发展曲折。期间虽然也有“两弹一星”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但经济建设已然遭受到了重大挫折。例如，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在1958年以后的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等存在僵化认识，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发展受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与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制度的完善均有着密切联系。改革之初，我国就以“放权让利”的方式进行探索，随后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并不断创新和完善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中包括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制度保障和体制机制保障。
全球变局之下，中国将迎来重大机遇和巨大挑战
国际形势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提出新使命，同时也面临着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在发展中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三个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二是中国是一个超14亿人口的大国，2019年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未来的发动机之一就是内需，14亿人的消费，不仅是中国的机遇，更是世界的机遇，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三是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人才资源丰富。例如，在人力资本方面，中国有9亿多劳动力人口，其中超过1.7亿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800多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从实践中探索与完善起来的。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五是对外开放的优势。中国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在这个互利共赢的新时代，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技术挑战。我国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虽然在某些领域已经是世界一流，但是总体创新力度不够，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还不能排在创新型国家的行列。2019年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2.19%，但是与美国的2.84%、以色列的4.04%和韩国的4.35%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5%，按照我国创新发展战略规划，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但与美国的80%以上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的挑战。我国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如今恰逢新技术革命，但是这一轮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对新技术的挑战，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尚未可知。以知识产业和信息经济等为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对于传统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变革都提出了新要求。三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速度转变、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转变，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都对我国以往的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动力等提出了新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是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经济变量，在其背后涉及到收入、消费、年龄、教育程度、户籍等相关变量。单是从年龄结构来看，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8.1%，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12.6%，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五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的挑战。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关系，将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科技之争、经济贸易之战、地区军事冲突、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区域性的金融危机等等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创新经济治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要加快创新经济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经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此，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截至2020年3月15日，中国实有市场主体达1.25亿户，其中企业主体3905万户，个体工商户8353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9万户。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各种所有制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如何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让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如何营造好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充分燃烧，都要通过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来实现。
二是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为此，就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既要重视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又要重视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再分配制度体系，还要重视慈善公益事业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三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历史和实践证明，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好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打造好市场条件和环境，构建好各类市场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同台竞技创造公平环境。另一方面，要不断找准政府的定位。过去政府职能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现在应做的是职能归位，回归到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秩序的建立、公共产品的提供、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垄断等障碍的破除，以及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等方面上来。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将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与否的重要衡量尺度。
四是建立科技创新的新体制新机制。我国是经济大国，但不是经济强国，更不是科技强国。历史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要成为科技强国。2019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19%，但是科技进步贡献率还不到60%，与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也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我们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存在什么样的痛点亟待解决，制度性体制性障碍如何破除。只有深入问题导向，破解体制性阻隔，才能打造科技创新新体制。
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曾几何时，开放是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的窗口，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站在新的时代转折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和所处的世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应该如何进一步进行战略谋划？新时代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新使命新担当？对外开放的格局、方式和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如何融入到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的新体制之中，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这些都要求我们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三到五年来看国际贸易之争难以避免，从十年到二十年来看是科技之争，从三十到五十年来看则是战略之争，从百年以上来看，是制度之争，从更长远来看，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之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制度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更长远的繁荣昌盛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2018XZD0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
责编：杨 阳 / 贺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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