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简称“四普数据”），以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以全面、客观和权威的数据，充分展示了2013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变化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我们寻找和破解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根源，很有启发。
从“四普数据”看，从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国二、三产业各项主要指标增速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分布特点：企业数量增长率（100.9%)>企业资产增长率（95.9%)>营业收入增长率（32.6%）>从业人员增长率（7.6%），呈现出典型的“两快两慢”特征。“两快”是指二、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资产规模均翻番，“两慢”是指二、三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相对缓慢。通过对“四普数据”的系统分析，再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外部环境，制约我国经济更好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破除制约因素的改革发展政策当然也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第一，找到撬动国内消费市场的“钥匙”，是实现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二、三产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从“四普数据”看，简单加总，我国二、三产业总收入接近280万亿元，其中约100万亿元为最终需求、180万亿元为中间需求。从总需求来说，我国二、三产业对境外市场的依赖度约为10%，其中服务业约5%、制造业约20%。可以说，二、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国内需求增速缓慢，是二、三产业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其中，制造业受国内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
国内需求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创造投资需求的能力和效应大幅下降。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持续推动着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需求高效释放，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资需求持续下降导致工业领域中能源资源采掘加工业、大部分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收入增长缓慢。
与此同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速也在逐步放缓。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率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率差异拉大。制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债务持续上升和部分富裕人群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不够稳定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发挥互联网时代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又要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最大限度将内需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推动国内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对此，各级政府都要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来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着力解决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当期消费支出增长率又低于收入增长率的状况。关键是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从降低金融和房地产投资收益预期、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引导居民适度降低当期储蓄率。同时，要提倡宜居适住的现代居住观念，防止居民在住房上支出过高、债务过大。
第二，需改变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投资回报率逐级下降的态势，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
“四普数据”表明，即使撇开金融资产，我国二、三产业实体经济总资产也高达590万亿元。企业资产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收入增长缓慢，利润则几乎不增长，这造成企业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逐级下降，实体经济总资产回报率增长缓慢。为何如此？主要原因是企业资产规模增长太快、绝对量太大。我国企业利润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偏高，但是拿庞大的资产规模作分母除下来，总资产收益率仍然较低。
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是投资的“总指挥棒”。当资产收益率低于正常水平，就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投资领域。对此，必须对二、三产业的资产进行全面“消肿”，更好提高投资收益率。一是要加快对“僵尸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压缩资产泡沫；二是要优化财务制度，改变折旧方法，根据技术替代情况加速折旧；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考核制度，将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四是要完善股权融资制度，改变“股权融资没有成本”的错误观念，防止企业盲目进行股权融资、扩张资本；五是要推动行业组织和相关机构不简单以资产规模和行业收入为依据对企业进行排序，以此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资产收益率。
第三，劳动力宏观流向态势值得重视，劳动力要素宏观配置效率亟待提高
从“四普数据”看，我国劳动力流向呈现出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单位法人机构流向个体户的趋势。2018年末，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2013年末增长7.6%。具体来看，二产从业人员减少2005万，下降10.4%；三产从业人员增加4726.2万，增长28.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增长5918万。
我国劳动力的宏观流向值得重视，很多行业和领域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实现了五年翻番，但是这些行业和领域在经济中的占比并没有明显提升，可见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我国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领域流向了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已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宏观配置存在结构性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网络化、扁平化和产业的跨界融合，人们的就业观念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自由职业者的占比越来越高，“宅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居家办公成为趋势，“一身多职”成为常态。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还要看到，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人口红利”概念，作为划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可能会产生误导。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巨大红利主要蕴藏在劳动力素质提高、结构优化和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完善之中，这也是我国更好提升劳动力要素宏观配置效率的关键所在。
第四，科创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有待提高，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融合度不足，传统产业的发展同样值得重视
从“四普数据”看，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9.5%，仅比2013年的7.8%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产值占比从10%左右上升到13%左右，占比上升也较为缓慢。这说明，除了少部分地区外，更多地方如果单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效果不会十分明显，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占比较低，且占比提高的速度也较为缓慢。当前，各地发展制造业的倾向多是要高端化，而高技术往往又是高端化的基本内含。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难以快速提升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各地政府要更加聚焦在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上，而不是聚焦在发展几个贴上“高新技术产业”标签的具体产业上。
总体上看，我们发展制造业需要理清三方面问题。一是制造业中高端和中低端的关系。各地政府都想以高端替代中低端，但是客观现实是，中低端产品的市场空间更大，高端产品替代不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空间。我们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但中低端制造业也不能撇下。需要注意的是，低端产品和低劣产品完全是两码事，低价格、高质量仍然是我国产品的主要竞争优势。二是科技创新改变不了传统产业产品仍然是市场主体产品的现实，高新技术必须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必须看到，没有所谓的“传统产业”，只有不思进取的产业。跟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永远是最有市场空间的产业，难以被替代。三是不能简单地给各行业贴上“高新技术产业”或“传统产业”的标签。需要看到，即使是酿酒业也有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的差别，也可以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国家从战略布局的高度重点研究和部署突破一些重大科技瓶颈，扶持一些重要产品和细分行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各地在具体实践中不能以“给行业贴标签”的方式形成歧视性产业政策和投融资政策，推动传统产业更好发展也非常重要。
第五，民营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需创造出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市场环境，促进其做大做强
从“四普数据”看，2018年末全国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中私营企业数量达1561.4万个，比2013年末增加1001.0万个，增长178.6%。民营企业数量虽然大幅增长，但是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从2012年的18.9万家增长到2018年的22.1万家，仅增长了17%。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一些地区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数量还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民营企业数量急剧增长，但是能做大做强的不多，总体来看，产业龙头型企业数量少，世界级企业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建筑、建材和能源原材料等传统行业中，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营企业数量较少。
从欧美企业成长的路径看，能成为龙头企业甚至世界级企业的企业，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成长路径基本上有四种：一是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金融垄断型大型企业；二是技术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技术垄断型企业；三是网络和实体资本结合，形成了网络垄断型企业；四是通过全球化布局形成产业链垄断型跨国公司。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这四种发展路径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比如，民营企业就很难借助金融资本做大做强。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更要规范市场竞争策略，为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第六，高度关注服务业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推动社会服务业改革，更好挖掘服务业增长潜力
从“四普数据”看，我国服务业资产规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速都远远快于制造业。2013年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在8%以上，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服务业增速正在逐渐下降，2019年服务业增长速度已降至6.9%。目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已超过50%，服务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需高度关注服务业的发展态势。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我国服务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四大支柱性服务业，包括商贸和餐饮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占整个服务业近60%。即使是跟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相比，我国这四大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已经跟美国相近，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经难以实现更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类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含信息软件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等，约占GDP的8.6%，与美国同类服务业的占比相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几年我国服务业增长率之所以能快于制造业，主要是靠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拉动。但是，这类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还太小，且商务服务业增速正在快速回落，未来总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第三类是社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等，约占GDP的15%。跟美国的情况相比，我国这类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类服务业看作是公共服务业，属于公共产品，主要由财政资金来提供支持、以事业单位来提供服务，民营经济难以进入，这一情况较大制约了这类服务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但是并不代表社会服务产业和社会保障都属于公共产品，在我国很多社会服务业中都存在政府和市场角色错位的现象。这不仅导致财政公共服务类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阻碍了民营企业进入社会服务业领域。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渠道多元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社会服务业领域。但是，长期存在的一些陈旧观念仍未切实转变，人们对由民营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心存疑虑。对此，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才能真正让社会服务业巨大的发展潜力被充分激发出来。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长期看，核心难题依然是内生动力不足。一方面，很多政策和改革效应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也有部分政策针对性不够强、着力点不够精准等因素；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解决难题的新思路新手段，在政策选择上较为趋同，发展上的实绩亦难彰显。在此背景下，找准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根源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问题根源之所在，往往就是更好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之所在。我们更好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找到根源、精准施策，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判，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继续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