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武装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今天的理论武装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理论武装的根本。但是，有人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它能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却不能指导我们执政和建设取得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看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2版跋》中说过：“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这一段话得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似乎顺理成章，其实，由于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却造成了不易察觉的重大偏差。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再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阐发，也是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的。马克思在上述《跋》中对辩证法本质的这种概括，是针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而言的。在这篇“跋”中，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表现在“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讲辩证法有针对性地突出了辩证法思想中与批判资本主义相关的内容，而不是讲辩证法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曾多次明确表示要写出全面阐述辩证法的著作，但始终未能如愿。列宁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心愿和他的辩证法思想，他继承马克思的遗志，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著作来深入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对他的辩证法思想多次做了介绍。列宁强调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全面”。在写于1913年3月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称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写于1914年11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在介绍他的辩证法思想时，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因为除了一般流行观念所讲的平稳进化的量变以外，突出了“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即质变的发展形式的意义，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得发展观的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当时所强调的事物的“剧变”“飞跃”“革命”“中断”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应忽略、更不应否定其中所包含的稳定、量变、可持续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否则便无“全面”可言。
由此可见，看不到当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导向，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今天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可能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简单化、绝对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在今天与时俱进及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和中国化可以说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的结果。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在《矛盾论》等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在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中揭示了它与质量互变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在联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全面性在更深层次上统一起来了。关于同一性这个矛盾的根本属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有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两个基本的含义，分别对应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从革命战争年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相互转化的质变状态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研究矛盾问题的落脚点。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当时的问题意识引导的必然结果，既适应了当时指导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为后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哲学理论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地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特别说到：“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显然，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产生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毛泽东同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新时代新问题亟待新的理论武装
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面临的基本问题越来越清楚。理论创新的方向也越来越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说：“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这个总课题，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探索，在实践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在理论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在解决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学习和运用这个理论体系，也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引导，使其在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威力。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艰难困苦中成立的初心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不会改变。但是今天，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也改变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我们必须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并紧紧抓住时代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下，正确地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初心得以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共产党人面临的时代课题发生了变化。其任务和方法也从推翻旧社会、中断旧制度转向构建共同体、建设新社会、完善新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相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底线思维”“新的伟大斗争”“新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意义。”与革命年代强调“矫枉过正”不同，和平建设时期要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和稳定性，必须守住底线。这对于任何共同体的存在都是一个基本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论是通过革命实现转化，还是维护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都必须通过斗争，但是二者的目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相比较当年的革命斗争，今天，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为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是新的伟大斗争，必须研究新的方式，增强斗争意识和本领。
随着治国理政实践的发展，相应的理论也随之日益明确和完善。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提高探索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关于唯物论，他指出：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同时又要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关于认识论，他强调，要学习和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关于辩证法，他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这就在全面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明确了当今应当关注的重点。
他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说，要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他强调，不能“对矛盾熟视无睹，甚至回避、掩饰矛盾，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坐看矛盾恶性转化”。
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新时代矛盾的特点，强化了过去理论阐释中的薄弱环节，是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长期理论探索的结晶，是《实践论》《矛盾论》在新时代的新篇章。
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重要论述的含义，善于把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提升到哲学理论层面来思考和把握，充分运用这些理论武器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导，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