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 锋
【摘要】中国是近30年来世界政治中最具和平主义特征的国家。中国过去30年从未在海外使用武力、更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新的地区军事冲突。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话语承诺，也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外交与国际行动的判断和认知。由于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各国对彼此的看法很大程度是由各自的内政、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思考外交与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说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判断和追求方式、价值选择与思维特点所决定的。从维护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中国崛起 话语权 国际秩序 大国霸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0.002
近年来，西方政策界、战略界和学者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总与“中国威胁”的意象相伴相生。中国崛起是否会引发诸多的不确定性，大国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否会引发战争，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中国强大了是否就会走上扩张主义，甚至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西方对此的“忧虑”普遍而又真实。然而，中国是近30年来世界政治中最具和平主义特征的国家。中国过去30年从未在海外使用武力，更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新的地区军事冲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认识和理解不断调整、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核心的系统的“中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昭示了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进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意志和信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面向未来，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1]可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话语承诺，也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外交与国际行动的判断和认知。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各国对彼此的看法很大程度是由各自的内政、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思考外交与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说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判断和追求方式、价值选择与思维特点所决定的。
西方忧虑的根源：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驱动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担心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对西方的利益满足。国际秩序通常是指在规范和调解特定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上，国家间利益互动、分配和行为方式的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2]国际秩序通常是由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提供和保障的，因此，国际秩序也是大国间权力、利益和观念分配的结果，是与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相适应的行为与规则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具有明显的两极地缘战略对抗和意识形态分裂的特点。阎学通教授指出，冷战时期，美、苏同为世界的两大霸权国家，而它们制定的国际规范带有“双重标准”的特点。这种双重标准表现为对盟友采取“道义原则”，即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而对非盟友国家则采取“实力原则”，即以遏制、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3]
当前的国际秩序既保留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尽管同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这突出地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将自由主义价值、治理机制和国际制度建设推广到了全世界。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意味着“苏东模式”走到了尽头。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导性作用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发展。尤其是苏联集团崩溃、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之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地缘经济分裂彻底结束，全球化得以起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各国经济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4]这一秩序稳定的条件，一是美国单极霸权权力体系下的“霸权和平”；二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所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即美国对国际事务保持积极的介入和干预；[5]三是国际制度和规则虽然保持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多边主义的议事规则开始兴起。[6]全球性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推进国际事务共同应对与行动的战略性追求。
但美国和西方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对发展中国家常常采取“双重标准”。[7]例如，美国通过对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和规则的主导，不断维系着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霸权。美国按照基于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诱导或敦促其遵守美国的意志，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采取行动。[8]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和规则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同样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9]然而，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模式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对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利益获取保持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保证“自由国际主义”的行为模式，即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解决要有足够的投入，接受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10]奥巴马政府时代，多边主义是美国基本的利益规则。在中美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得以签署。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开始出现，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开始不断加剧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忧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由于制造业持续外包导致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1.2%，而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占据GDP的80%，产生了大量白领工作的流失。冷战结束到2018年，美国的GDP翻了一番，但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下层低收入人群不断膨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必然要求增强其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份额，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6年11月，美国大选中主张“美国优先”、缩小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竞争战略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开始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11]但中国恰恰在后冷战时代“参与”和“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非“重塑”或“颠覆”这一秩序。1978年以来，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游离者”不断成长为国际秩序稳定与进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12]中国不仅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种国际机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今天，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辛勤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引导和塑造成接受西方价值观念、遵守国际规则、符合西方标准的“同道者”，也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3]美国精英阶层也曾普遍认为，接纳中国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让美国从持续发展的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商机，更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但从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的中国政策辩论却得出结论：美国既难以改造中国，又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在国际规则体系中利益诉求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由“鼓励融入”转变为利用国际规则主导权针对性地“压制”中国的利益和诉求。
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创办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举措，都是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和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例如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维权与维稳行动，是基于历史和法理的合理主权诉求。但这些举动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被视为是寻求挑战和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直接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中国也是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了美国第一位的潜在威胁。[14]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让美国担心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长期在西太平洋拥有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挑战美国长期的主导位置。中国的这些能力更将转化为中国的高精尖军事装备，提升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简言之，美国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展示出自身体制优势和持续经济增长活力的未来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仅有可能颠覆美国长期拥有的霸权国家地位，也被认为更会成为有能力和美国“全面叫板”的挑战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惜屡屡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即便2020年1月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严峻困扰，美国都没有停止在南海的航母战斗编队巡航和演习，没有放松挑衅中国主权的“航行自由行动”，更没有放松加强国内立法和行政管辖措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和对华高科技出口产品愈发严厉的限制。随着2020年3月下旬美国的疫情开始变得严峻，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议题当成转移国内批评、为自己前期防疫行动失败寻找“替罪羊”的政治话题，不断地“污名化”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本来是中美两国合作的机遇，但现在却成为了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和紧张升级的助推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国内政治利益的需要，通过炒作“中国责任”为自己“推脱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既定的打压中国和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与中国至少“部分脱钩”的战略需要。在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动机和战略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中美关系自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忧虑。甚至有言：中美关系离“新冷战”只有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