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忧虑的根源：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
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后，今天的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坚持，对于来自非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中国的崛起的忧虑，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
回顾冷战初期，由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遏制战略”（policy of containment）主要是以遏制苏联这一从帝国历史到意识形态都具有地缘战略扩张性的国家为目的。美苏冷战爆发后，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和遏制社会主义势力的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出发，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引发的东亚地缘战略版图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很快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也采取同样的“遏制战略”，反共和反华在“麦卡锡主义”中迅速成为一体。[15]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和竞争，充满了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推行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战略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或维护那些采取和本国相同政治体制的外国政权。因此，意识形态的异同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在美苏之间进行“战略选边”的原则。[16]尽管冷战最终以东方阵营的瓦解而告终，但这种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相反，由于冷战的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美国始终将西方价值的普世化视为自己霸权地位的价值优势和美国继续影响和主导世界的战略性资源。[17]而经过战后七十多年的实践，在西方看来，保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并积极在全球推广，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意味着对从政策理念、国家认同、政治资源到输出价值、影响和凝聚他国民众等的全方位优势。哈佛大学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教授在其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Cool War: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扩张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因为基于“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普世诉求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具有实际利益的。随着新的国家拥抱人权和民主理念，它们便会朝着这些领域的“领导者”靠近——实际上也就是指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自身也会积极推动这些价值观的进一步传播。当民主的价值观传播开来的时候，这批新兴的民主国家作为这种管理技术的早期接受者，则亦会从中获益，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有着积极外部效应的网络。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越多，它们就越能从相互的意识形态承诺中获利。[18]
这种美国所坚持的美国的利益和霸权地位基于自由、人权与民主意识形态的独特认同方式，导致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立场，即美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美国外交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民众的拥护和世界的认同，基本取决于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19]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诸多的未可知和不确定性，美国立足于自身利益，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敌人”来维持其在世界的核心地位。乔治·凯南认为：“冷战的结束将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20]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到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替代者。1993年，围绕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PPP）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威廉姆·欧佛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21]以及《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崛起》[22]一文中有关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权力的论断，在9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这三位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还是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西方社会整体的反应使夸大了的“中国威胁”的言论接踵而至。最基本的原因，一是1989年“六·四”风波的影响，二是中国即便改革开放也始终坚持“中国道路”的意志与决心。这也使得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视角”始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眼光，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从来不会成为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23]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相信，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交往，最终能够引发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出现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标准的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曾一度陷入低谷，而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更是成为了中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多样化发展的嘹亮的“中国声音”。对于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制度优越感而言，这无疑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中国发展为代表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在试图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性，是中国想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侵蚀西方的价值优势。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愈发自信，甚至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诸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势（assertive）。这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备之心愈发强烈，担心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也将顺势推动“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学者宣称所谓的中国“锐实力”或“影响力行动”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24]例如，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理（Nikki Haley）就曾于2019年撰文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成长极为出色，但许多人忽略了中国发展模式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她进一步表示，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智识、科技、政治、外交、军事等，美方必须从情报、执法、民间企业、高等教育等多方响应。她还强调，如今美国政坛在对抗中国侵犯政策上，已有跨党派支持，美方必须尽快行动，且这对于美国而言风险极高，甚至可能“生死攸关”。[25]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亚太地区倾斜，西方的忧虑不仅来自于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可能带来的对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的冲击，也来自于西方国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日渐加深的“裂痕”。
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一系列“退群”行为使得欧洲国家对此极为不满，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主导下的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诸多保护主义、新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政策选择，开始背离美国和其西方盟国所坚持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26]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以及在国内事务与外交议题上的随意和专断，加剧了西方民主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题定位“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这背后便折射出当今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优先”政策、英国脱欧等的冲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衰落，因冷战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西方阵营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团结了。[27]美国执政团队对于“美国优先”战略、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政策后果视若罔闻，并因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而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和内政议题上难得的共识，甚至成为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在美国国内“最受认可”的政策领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三个重磅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一致强调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重新到来，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俄两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28]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更是被不少学界和政界人士比喻为“新铁幕演说”，认为美国有意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升级为全面对抗，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酝酿一场以阵营对抗为基础的“新冷战”。[29]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述则更为直白，他表示，“自由的国家就是比人类在文明史上曾经尝试过的其他制度更加成功”，并认为，把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正是意识形态，西方正在美国的带领下赢得胜利。[30]美国防长埃斯珀在随后的发言中更是将“走上非西方道路”的中国视为西方需要合力应对的头号威胁。[31]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被赋予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色彩，而美国这样做，至少能够从两方面获益：一方面在国内凝聚两党共识，团结民众意愿；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强化“共同敌人”意象，号召西方阵营再次“统一阵线”，并跟随自己再次赢得“新冷战”的胜利，从而增加对华实施遏制战略、维持全球霸权的筹码。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人不少已占据欧美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形成的观察世界思维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甚至被很多政客当作政治动员的政策工具”。[32]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偏执地“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30年，“中国威胁论”仍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即便中国始终强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包容发展的道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价值观本质上并不会完全接纳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中国。
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另类”。不管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都将难以改变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