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忧虑的根源：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政策哲学的思维驱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忧虑的根源是来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政策哲学的驱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对于“中国崛起”都有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过去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从理论到政策研究，没有什么话题比“中国崛起”更有影响力的了。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美国，构成了西方政策界、学术界、战略界和媒体界审视和认识“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更是基于欧洲和美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分支，但其西方学者的“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是“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用沃尔兹的话来说，并不提供“具体的政策答案”，理论是思考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和大战略的“政策哲学”，即最基本的、科学的思考方法和思辨方式。[33]西方国家从事外交、外事、媒体报道和政治活动的学者、官员、记者、军官们，对全球和世界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基础，无一例外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形成的逻辑与思维习惯。
例如，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政治”，西方的优势地位是基于西方的力量、价值和治理模式的优势；大国崛起必然带来竞争和冲突，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际体系内的力量重组或者说是“权力转移”。中国学者往往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中国经验”出发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带来和平与和谐。在西方国际理论研究中，“中国经验”却被颠覆性地重新进行了解释。[34]当“中国崛起”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仍然还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上，西方大国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政策研判和制定的过程中，当然无法跳出以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地追求权力，而国家的权力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基于这样的逻辑前提，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触发大国间在安全认知和心态上的变化，使得崛起国必然会寻求与主导国争夺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于1960年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奥根斯基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认为，主导性大国和崛起性大国的实力对比达到6：4或5：4时，它们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最大。战争成为了国家间“力量转移”进程启动之后总是难以避免的权力冲突的结果。“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最有说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35]
奥根斯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行为最重要的特征永远是难以抑制的权力追求。国家的权力追求具有“主观特征”（subjectivity）。具体来说，就是一国在估计和评价本国和他国的实力与权力时的主观意志，包括如何思考权力的用途和使用权力的具体方式，以及国家在运用权力时的决心和手段。[36]奥根斯基将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分为“强大而满意”“强大而不满意”“虚弱而满意”“虚弱而不满意”四种类型，其中“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由于没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创建过程，因而未能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和利益满足，最有可能会成为“挑战者”。
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强大而满意”的国家可能会有限度地让渡部分特权，但绝不会放弃或者牺牲自己的霸权地位，并不惜付出发动战争的代价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优势。[37]“权力转移”理论是今天中国崛起背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来源。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发生。在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强大而不满意”的中国“注定”会成为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解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该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 Herz）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能超越各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威，因此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不足，国家要寻求安全，必须增加自身的实力。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vis）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当国家采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全，而其他国家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产生螺旋效应时，“安全困境”就出现了。[38]“安全困境”理论解释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走向霸权战争另一种竞争态势，即双方均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断追求权力最大化，且最终爆发冲突或战争的诱因是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新兴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寻求增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很可能是在意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国出于恐惧和忧虑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新兴大国看来，这又是恶化其安全环境的举动，因而会选择继续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螺旋式上升的权力冲突，便最终会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激烈对抗，甚至战争。
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对中国崛起的所谓冲突后果的判断则更加顽固和执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学说，并没有突破“权力转移”和“安全困境”的理论假设，但更多地运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作为案例来检验和延续其基本命题。[39]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大国的最终目标是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支配性权力，拥有支配性权力才是确保自身安全的最好方式。因此，大国总是要争取和谋求“权力最大化”，国家间就注定相互冲突。大国竞争就是彼此争夺权力优势的永不停息的竞争。[40]艾利森教授认为，崛起大国往往会谋求更多的权力、影响力和尊重，而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挑战，往往会感到恐惧、缺乏安全感、充满防备。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误解会被放大，同情更加困难，往往是间接性或可控的事件和第三方举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主要国家之间本并不想要发起的战争。在中美关系当中，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伴随两国文明的不相容性会大大提升，因为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文明的冲突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在对于国家、经济、个体角色、国家间关系以及时间本质等问题上的观念和看法截然不同，这会使两国之间矛盾的调解变得更加困难。[41]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崛起的总体理论基调同样也比较消极，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用他的理论来看待近期的中国，我们要么看到的是美国不再坚持“战略限制”而扩大中美冲突，要么中国坚持“中国道路”、拒绝融入西方体制而强化冲突。[42]伊肯伯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就全球规则和领导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只要美国能够不断巩固现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够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引导和限制为美国乐见的“和平转变”。[43]在伊肯伯里看来，今日的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颠覆，而易于参与。中国依靠开放的、一体的、基于规则的西方中心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中受益。
如果中国不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则会面临西方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以及认同西方主导的制度与规则的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制约和限制：一旦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发起全面的地缘政治挑战，既会导致周边国家联合抗衡中国，使得中国“难以作为”。即便中国想要权力，推动改变国际秩序，中国也难以找到现行国际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便找到也难以成功推行。一是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全球深入人心，二是核武器时代，中国也没有通过军事行动成功改变国际体系现状的可能性。伊肯伯里教授为此断言，国际秩序的开放特性会不断地给与中国“激励”和“机会”，促成中国在与国际秩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满足。[44]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并非完全排除了大国崛起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可能。伊肯伯里教授指出，当一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时，该国和其他的弱国都没有动机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但是，当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力量增长，而主导国的力量衰弱时，战略性对抗就接踵而至，冲突或战争就有可能出现。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45]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担心的，并非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而是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缺乏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将会给中国开启“挑战性行为”的“窗口”。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中国研究”并不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雄厚，但其理论引导的“中国认知”同样是消极的。温特把国际体系的文化分为三类：国家间遵循敌人逻辑的霍布斯文化、国家间遵循竞争逻辑的洛克文化，以及国家间遵循朋友逻辑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目前主导的国际体系文化为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他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46]对于中国崛起，建构主义认为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会逐渐内化国际规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会逐渐按照盛行的国际规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为，不会去挑战当前国际规范所构成的国际体系。[47]但多数建构主义学者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认为一个社会的信仰结构很难改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固身份和相互认知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社会的互动中，中国也许会更加认为美欧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而西方则可能愈发认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充分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可能追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和规范。[48]
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崛起都有着各自基于理论范式的辩论和思考，但在进行理论解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理论范式自身的局限。国际关系理论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将大国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的根源放在崛起大国的意图上，崛起大国是否具有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决定了其是否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寻求改变。而由于对崛起大国意图的判断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加之受西方经验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基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中国的崛起所作出的判断，往往忧多喜少，对于中国崛起的种种作为，防备和警惕要远多于信任和肯定。
中国知识界深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局限，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摒弃以往冷战思维、权力政治、零和博弈等观念的束缚，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恃强凌弱，坚持共商、共建、共赢，才能最终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世界的美好愿景。[49]但无论是在学科方法论建设，还是在研究力量的培养和成长上，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还处于成长期，更不用说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在社会行为整体的诠释体系、学科发展和话语权领域内的主导性优势。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政策主张和价值体系依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并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主导对中国崛起持消极和疑虑态度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讨论。这个事实的改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 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重新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但中国崛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是美西方在权力、财富、利益分配和话语体系中长期所占有的结构性优势地位。美西方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地位构成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中国等新兴国际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走向强大，更不会把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作为判断中国因素的标准。从维护西方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而任何权力竞争的游戏在道义标准来上看一定是“丑陋”的。对此，我们需要适应，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威胁”感知，带有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它们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石。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冷战经验，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国同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裂痕”的作用，还能够弥合国内两党之间的政治鸿沟，凝聚共识，团结民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指出，近两年受美国国内两党、军方、学界、媒体界等对华实施强硬政策的“共识”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转化为一种近乎直觉的“敌意”。[5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至2019年的60%，只有3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这一数据是皮尤研究中心自1974年起展开这项调查以来的新低。[51]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崛起必须直面的现实，更是保持中国崛起可持续的战略态势需要化解的战略性难题。“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忧虑”，更重要的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利益竞争的深入，这些“忧虑”正在转变成政策和战略，构成了中国大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超越俄罗斯的“首要战略对手”，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战略竞争”，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推行印太战略试图在亚太地区孤立中国。弗格森断言，美国已经对华拉开了“新冷战”的大幕，美中长期的对抗将不可避免。[52]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构成了对人类公共健康与生命尊严的重大威胁。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共同威胁常常是中美关系缓和与合作的驱动力。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美国在“防疫”“反华”和“脱钩”问题上的“三不误”。以至于美国学者都开始惊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传染疫情的威胁下，必须保持合作，国际社会才能团结协调、共抗疫情。否则，美国将“犯下重大的战略性错误”。[53]连认为中美关系难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教授艾利森也强烈主张，特朗普政府不管如何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但中美竞争的同时，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必须是美国抗疫的“朋友”。[54]
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国忧虑”，不是为了简单地抱怨和指责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们有更加理性和说服力的行动，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客观、准确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秦恺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4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
[2]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 XIII.
[3]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4页。
[4][12]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10页。
[5]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Comes Next?", Time, November 18, 2019, https://time.com/5730849/end-american-order-what-next/.
[6]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8～19页。
[7]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5页。
[8]［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9]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
[10]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第86页。
[11]Elizabeth C.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2010, p.143.
[13]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or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1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15][19]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9、181～182页。
[16]阎学通：《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
[17]许振洲：《全球化与单一思想的威胁》，《欧洲》，2000年第2期，第4～11页。
[18]Noah Feldman, Cool War: 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 New York: Radom House, 2013, p. 100.
[20] George F. Kennnan, 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3, p. 180.
[21]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22]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pp. 59-74.
[23]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5～36页。
[24]Juan Cardenal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December 2017, pp. 13-17.
[25] Nikki Haley, "How to Confront an Advancing Threat From China：Getting Tough on Trade Is Just the First Step", Foreign Affairs, July 18,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7-18/how-confront-advancing-threat-china.
[26]傅莹：《对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印象》，中美聚焦，2020年2月24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00224/41763.html。
[27][32]董春岭：《西方缺失的是对“冷战胜利”的集体反思》，中美聚焦，2020年2月28日，http://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200228/41769.html。
[28]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9]"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30][31]"Secretary Pompeo and Secretary Esper Speak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0",U.S.Embassy in Luxembourg, https://lu.usembassy.gov/secretary-pompeo-and-secretary-esper-speak-at-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20/.
[33]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s, MA: Addison-Wesley, 1979, p. 5.
[34]Howard W.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 Melbourne and London: Scribe Press, 2017; Fei-ling Wang,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35][39]朱锋：《中美当然可以走出“历史窠臼”》，《环球时报》，2018年1月2日，https://nanhai.nju.edu.cn/e5/56/c5320a320854/page.htm。
[36]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欧洲》，1998年第1期，第19～26页。
[37]门洪华：《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9～16页。
[38]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
[4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1]Graham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5, 2017, p. 81.
[42]有关新自由主义认为霸权国家必须坚持“战略审慎”以维持霸权体系稳定的看法，请参见：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Fall 1998/1999), pp. 43-78。
[43]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 33.
[44]赵怀普、王振玲：《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理论、战略和互动》，《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第7页。
[45]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1, 2008, p. 26.
[4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页。
[47]赵怀普、王振玲：《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理论、战略和互动》，第8页。
[48]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 37-38.
[49]高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求是》，2018年第8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4/15/c_1122669708.htm。
[50]Fareed Zakaria,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p. 52.
[51]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are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f China", Pew Research, December 5,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12/05/people-around-the-globe-are-divided-in-their-opinions-of-china/.
[52]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2/opinion/china-cold-war.html.
[53]Peter Beinart, "Trump's Break with China Has Deadly Consequences", The Atlantic, March 28,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breaking-china-exactly-wrong-answer/60891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54]Graham Allison and Christopher Li, "in War against Coronavirus: China is Foe or Frie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7, 2020.
责 编／张 晓
Why Is the West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Zhu Feng
Abstract: China is the most pacif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politic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during which China has never used force overseas, let alone being involved in any new regional military conflict. Howev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worries about China's rise still exist despite China's commitment to peace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and are not affected by how China judges and understands its own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ctions.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a kind of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the matter as to how the world countries view each other hinges largely on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methods of pursuing interests, and ways of thin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Western "anxiety" about China's rise 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 the typical Western interest judgment and pursuit mode, value choice and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the state power, interests, wealth and advantages in discourse power, the Western skepticism of China's rise not only reflect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ir own statu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meets the practical need for the self-operation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value systems a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dominant advant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China's rise, discourse power, international order, great power hegemony
朱锋,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亚太海上安全、核不扩散问题。主要著作有《人权与国际关系》《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21世纪的海权：历史经验与中国课题》（主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