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其带来的是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我们要因应这一趋势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自身适应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而言，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和企业家的作用，在协同提升专业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关键词:要素市场化 剩余索取权 价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公布。这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又是应对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既有战略性，又有及时性。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经济社会新趋势的关键时点，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有助于我们抓住新趋势带来的新机遇，以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革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背景：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笔者看来，这个“大变局”蕴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不断提升。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专用性降低、生产个性化提高等新趋势，全世界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等重大课题。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因此降低、分散、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思路是不正确的[1]。近日，有媒体披露，美国、日本等国家拟资助本国企业撤离部分经济体，以降低自身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这种试图通过推进制造业“回国”来降低和分散本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做法，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我们要做的不应是降低、消除甚至逃避，而是更加积极地去适应甚至是利用这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通过各类生产要素的更专业使用、更科学组合来释放更大的系统收益。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这加剧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指明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同时，还强调了“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制造业“回国”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剩余”或者利润会减少，大多数人为获得“剩余”或者利润将会更加“辛苦”。此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是要让这种“辛苦”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价值。
“辛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十分严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走“上坡路”。从现实发展来看，我们一方面要自力更生研发核心技术，另一方面还要“刀刃向内”“苦练内功”，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益和效率。客观上说，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使得任何个人和集体，越来越无法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而存在，开放是必然趋势，合作是必然选择。而暂时的“逆全球化”现象背后孕育着的，是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因此，我们要抓住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在自我加压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在未来多种发展模式的竞相迸发中占据一席之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般来说，受文化和理念的影响，制度变革往往始于“边际”。这一“边际”是指制度在某些领域由于执行成本太高而带来的变通“余地”；且始于“边际”的变革也往往更容易成功[2]。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40多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启动了“边际”上的变革，表现为理性人意识的普及、企业家精神的觉醒以及主人翁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复苏[3]。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应特别注意发现并利用这些“边际”，否则可能会引起收入分配、乃至整个价格体系的震动。这也是《意见》特别强调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两大原则的重要原因。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一“边际”也变得更大，并且在很多难点领域出现了松动。比如，在当前情况下，增加医生收入、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相比过去而言更容易推进。当然，我们更多面对的是“边际”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以农村土地为例，很多专家学者建议尽快赋予农民更多权能、推进城乡土地平权、真正明确和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财产权等，但在实施的方法步骤上也存在差异[4-8]。笔者认为，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改革，要依托当地的条件。条件成熟的地方，应当鼓励推行。但对于部分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仍然承载着安全或者保障功能，其背后是农民工对辛苦工作和较低工资的较高忍耐度。一旦农民出售了土地，可能会引发薪酬体系、利润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变化。另外，条件不成熟的，并不代表什么都不能做。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变革创造条件。
核心：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
《意见》强调要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推动要素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因为要素总是流向“剩余”的，所以促进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提升要素配置效益和效率，实质就是使“剩余”的规模和结构更加合理。当前，我国经济的“剩余”相对量偏低，即相对于资产偏少，且有进一步降低的风险；经济结构也亟待改善。以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为例，2019年世界500强平均利润为43亿美元，而我国上榜企业（不计台湾地区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仅为35亿美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15%，也低于全球平均的12.1%；而且其中有近半数利润来自银行，银行业之外的大公司利润水平与美国相比差距显著。
此外，我国企业总体上还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有相当一部分“剩余”依赖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经贸摩擦影响，部分外资企业可能与我国企业“脱钩”，我们还将面临一部分“剩余”损失风险。在技术条件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尽可能多地留住“剩余”，同时这也是《意见》强调要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如主张畅通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通道、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另一方面要向内加压，抓住这次“不确定性”背后的发展机遇，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剩余”或利润的市场化分配，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创造新的系统收益。更进一步说，在技术既定的情况下，制度往往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意见》实施的核心应当在制度层面，即为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创造条件。
鉴于剩余控制权的主体性更强，更难以被外力所操控，因此，改革的侧重点应当放在剩余索取权上。这也与我国的现状吻合，如普遍存在医生、科技工作者、教师等群体薪酬偏低现象。索取的对象，一方面源自节省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源自新增的系统收益。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增系统收益将是更主要的，并更多地依赖个性化劳动或知识。如何分配这些系统收益，也将成为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意见》特别突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面贯彻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原因。
个性化带来系统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给衡量个性化劳动或知识的价值，乃至其他要素的价值，带来了新的难题。我们一方面可以借助更专业的技术，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价格机制。前者是按照要素的自然属性进行的绝对的度量，准确但难度很大；后者则是按照要素的社会需求进行的相对的度量[9]，相对准确且更经济。后者的关键实施主体是企业家。因为当确定每一个人的投入对总的产出所作的“边际”贡献太困难的时候，处于分工中的人们会“选择”一个人来承担“测不准”所产生的风险，这个人就是企业家。
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仅是指企业的所有者，还包括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意见》虽然没有提企业家，但是对于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潜力的一系列举措，目的就是要激发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过去的大规模生产推动了企业家与科学家的专业分工，现在和未来的个性化生产将会促使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角色合一。
方式：要素价格市场化
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家也无法获得全部信息。这时就需要借助价格机制。价格具有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分配收入的作用，我们只需要知道重要的信息就足够了。从具有典型“信息不对称”的信任品来说，一个商品不是信任品，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个商品无所不知，而是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信息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根本没必要知道。以维修服务和食品安全这两个典型的信任品为例，我们不懂电视的维修，但我们可以购买基本不出故障的液晶电视；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不会特意查验食品是否安全。维修和食品安全的信息，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更关注画质和美味。这个过程，本身就隐含着要素的流向。因此，未来度量的主要手段，更多的将是制度手段，而非技术手段。作为制度手段的核心——价格机制，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意见》专门用一部分来强调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价格机制的相对度量，不是“模糊”地度量，而是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的。专业化仍然是我们适应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因此，价格机制的有效运作，虽然使得技术手段，如检验检测，变得相对不再那么重要和必要。但是，作为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进步是哪些要素能够成为资源、哪些要素的组合能够获得“剩余”的决定因素，是影响和改变制度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既要提高专业能力，又要提高治理能力。其中，专业能力是基础，主要参与主体是企业家；治理能力是关键，需要多主体参与。
在此，笔者将重点谈治理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意见》主要谈及五大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数据。其中第五大要素——数据，笔者更倾向于将其连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意见》本身，合称为“制度”要素。不仅“数据”，整个“制度”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也具有倍增作用。因此，无论是“技术企业家”，还是“制度企业家”，对于要素市场化改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其核心，就是要把握好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统一的平衡点。尤其是在政府治理资源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把握平衡点、激发其他参与主体的治理积极性，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把握这一平衡点，首先要推动要素的使用在较高水平实现细分，如劳动分工。这是供给多元化的基础，也是满足人民更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意见》重申了最低工资制度，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不利于低收入阶层，但也要看到它在推进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要推动技术创新，尤其是集中力量突破关键领域技术创新，为要素的流动创造“余地”。要素实现自主有序流动的前提是先进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余地”。这一“余地”也是前面提到的“较高水平”的来源。没有这一“余地”，劳动分工和竞争只可能会带来零“剩余”。再次，要素配置效益和效率的衡量，要考量如何将库存能力转化为生产能力。去库存的最好方式不是减少库存，而是将库存转化为生产能力。举例来说，当疫情来临时，口罩的生产能力如何满足挤兑需求，从长期看可以发展3D打印技术等，从中短期看就是通过价格机制提升要素配置效益和效率。最后，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要依托对多样化需求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不是压制需求，而是引导需求。因为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不是混乱的，而是有规律的。这种引导，恰是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很多城市推出网上预约或摇号购买口罩等特殊政策，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这些城市并不掌握口罩的有效需求，从侧面也反映出各级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效需求并不了解和掌握。因此，要想提高公共卫生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就要利用好市场机制这一管理需求的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其他领域的需求管理亦是如此。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1]张康之：《走向合作制组织：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47-63，205页。
[2]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第69-80页。
[3]王文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强化三个转变》，《国家治理》，2019年第39期，第25-28页。
[4]刘守英：《农村“三块地”试点与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页。
[5]周天勇：《深化土地体制改革与理顺经济运行》，《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第30-43页。
[6]刘锐：《〈民法典（草案）〉的土地经营权规定应实质性修改》，《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2期，第11-17页。
[7]党国英：《论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关于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2期，第2-13页。
[8]李怀：《传统农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能实现与推进路径》，《新视野》，2020年第2期，第54-61页。
[9]盛洪：《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241-256页。
责编：蔡圣楠 / 贺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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