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安排，暂停了人类正常的活动，各国被迫采取停止航班、关闭边界等极端措施，以阻断肺炎疫情的蔓延；纽约道琼斯指数大幅下跌，数次触发熔断机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似乎无可避免，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一些国家甚至禁止某些物资和粮食出口。疫情对全球化及国际格局的未来演变构成严重影响。
欧美疫情暴发不仅折射出全球合作意愿下降，也反映了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导致民族利己主义的膨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类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总体表现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说在疫情暴发的早期人类需要在病毒的认识和防控方面耗费时间的话，那么后期世界主要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松懈，缺乏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政治偏见和民粹主义所激发的民族利己主义造成人类社会在对抗疫情方面缺乏合作。
首先，西方一些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疫情，把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政治化和污名化。疫情暴发后，中国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认真对待疫情，反而对中国采取的严格措施表示不理解，攻击中国政府采取封城等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侵犯人权。当中国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积极展开援助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却又污蔑中国搞所谓宣传战。美国政客一直在努力把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把新冠病毒故意称为“中国病毒”，甚至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并试图写入联合声明。
其次，当疫情在全球暴发，西方国家内部缺乏团结合作。意大利是西方国家较早进入疫情暴发阶段的国家，当该国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时候，近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施以援手，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还下达医疗物资的出口禁令，还有很多国家纷纷关闭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徳莱恩无奈地表示：“当欧盟需要展示其不仅仅是晴好天气的伙伴的时候，太多的国家却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共担风雨。”在危难之际，只有中国向意大利伸出了援手。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疫情暴发之后却完全没有展示出合作担当精神，美国在采取降低银行利率、禁止来自欧洲的航班等管制措施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和其盟友欧盟商量，3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要高价收购德国一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专有权。而忙于“脱欧”的英国也因为脱欧与欧盟合作不畅。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等传染病和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一样，已经走进世界政治的舞台，成为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而从当前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情况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氛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国际格局随着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力量变化而呈现出加速演变的趋势。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西方国家的占比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美国已经从冷战结束时的3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20%左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则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的力量得到了较为迅速的提升。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目的是试图通过与中国发展关系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最终使中国按照他们的设想发生变化。当这种改变没有发生时，便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调整对华政策，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矛头直接针对中国。特朗普政府则提出“印太战略”，对华掀起贸易摩擦，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美国精英阶层在对华政策上空前一致，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挑战。欧盟也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被改变，其对华政策也进行了较大调整，把中国作为制度性的挑战者。西方对华合作意愿下降，对抗意识增强，从官方到民间，对华的好感度明显下降。西方国家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很好地诠释了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对解决全球问题的影响。
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民粹主义崛起，国家间合作意愿下降。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便利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但全球化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导致西方社会国内贫富差距在冷战结束之后持续扩大，普通民众把生活境况的恶化归咎于全球化，于是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迅速崛起。民粹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自我优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民粹主义的精髓，而民粹主义在欧洲则体现为以英国脱欧为代表的疑欧主义思潮。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执行单边主义，“除地缘政治竞争外，美国对遏制气候变暖、国际减排等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参与和承诺明显不足，对国际多边机制的热情明显下降。”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则消解了欧洲的团结，英国脱欧便是典型的例子。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不仅导致了世界合作氛围的恶化，也破坏了西方内部的团结，阻碍了西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作与团结。
总之，在中国能够迅速、果敢地采取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情况下，疫情在欧美却呈现大暴发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各国的国情不同、文化差异巨大等因素外，也和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导致国家间合作意愿下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敌意导致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傲慢，对中国的防疫措施采取无视、敌视甚至无端指责，当自己面临同样严峻的情形需要采取类似措施的时候必然犹豫难决；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导致民族利己主义的膨胀，不利于西方在抗击疫情中团结协作，也最终导致了疫情难以遏制。
疫情并未阻滞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球化新路径成为对传统进路遇到障碍的补偿
日趋严重的疫情已经导致航班中断、物质供应链断裂、人员交流的人为阻断等情况发生，出现了一些国家封锁边境国界、禁止医疗物资甚至粮食等战略物资出口等行为，而西方国家的一些右翼政客也公开呼吁趁机让“供应链回国”。这让很多人担心全球化因疫情而出现倒退，从而恶化国际关系。实际上，这只是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暂时现象，这种情况因疫情暴发而起，也必将因疫情消失而退。全球化不会因为疫情而倒退，这是全球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创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从广义上讲，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化的历史，而学术界的一般意见是，全球化是一种近代现象，开始于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而为人们所关注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主要表现为：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产业的全球转移，生产要素的全球合理配置，财富的空前增长。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其迅猛扩张的同时也遭遇了强烈的反抗，主要表现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轮全球化代表的是跨国资本的利益，这种全球化便利了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产业的跨国转移，这种转移的基本路径是，资本向劳动力成本低、税收水平低的国家转移。资本的这种转移在西方国家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产业的空心化，工人失业，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二是西方国家税源的流失，导致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不得不削减公共福利，债台高筑，但为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又大幅降低针对企业的税收，实际上是通过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来完成资本增值。也就是说，在跨国资本赚得钵满盆盈的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红利。这种情况激起了下层民众对全球化的反感，于是反全球化运动随之而起。而西方政客为了选票则利用公众的情绪进行炒作，导致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的泛滥。欧美国家社会思潮越来越右倾化，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这也成为西方政客进行各种逆全球化操作的背景。现在，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的局面，表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但是，这次疫情也充分表明，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中美之间很难“脱钩”，孤立主义行不通。中国现在已经和整个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2018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其贸易量占到了全球的12%，和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联系，是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是33个国家的最大商品出口国，是全球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以各种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疫情中发现，美国使用的青霉素有45%为中国制造，而布洛芬则接近100%由中国制造，生产口罩的必需原料熔喷布中国供应的占全世界的80%，在疫情暴发之后占比则更多。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个大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呈现深层次、结构化局面，同时，双方都是现有国际经济机制的深度参与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国际经济机制不瓦解，中美两国就会通过国际经济机制产生事实上的联系，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脱钩。另外，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然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反对现在的国际体系，只不过都想使国际机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改革，而不希望推倒重来。因此，疫情导致的全球各种联系的断裂只是暂时的，一旦疫情过去，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没有阻碍全球化的发展一样，这次疫情同样不会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已经通过另一种途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互联网。疫情发生之后，互联网课程、网络会议方便快捷地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疫情事实上在促进全球化以另一种形式展开，那就是数据的全球化。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第四次革命前期，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经济，数据生产和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测，全球数据生产将从2016年的16.1ZB增加到2025年的163ZB，增加10倍以上。据统计，跨境宽带使用量从2005年到2016年增长了90倍，而到2023年将还要比2016年增加13倍。数据的跨境流动的增速要远远超过货物、货币以及人员的跨境流动的增速。数字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全球化的内容，也推动了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必然导致全球货物贸易、人员流动的大幅下降，但同时也毫无疑问推动了数据跨境流动的爆炸式增长，全球化将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
当前国际格局处于加速演变的时期，经济全球化遇到了动荡不居的新形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变动。逆全球化在全世界的发展表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陷入了危机，需要另一种包容性、让不同人群共享红利、互利共赢、共商共建的全球化取而代之。
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疫情彰显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
近年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动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警告我们，病毒不用护照，也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限制，全体人类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为了生存而在国际上进行残酷的斗争，一个国家之得便是另一个国家之失，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是对另一个国家的威胁，大国之间尤其如此，于是有了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这种说法，认为大国之间最终必然会走向冲突，而正在崛起的国家尤其可能对守成国家发起挑战，最终走向冲突，这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发展壮大因而使西方国家感到担心。与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外向性、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突出的是包容、内敛和中庸等特征，因而形成了对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其崛起不能通过掠夺和殖民，不能给世界带来战争和灾难，而要走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指出中美之间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此后，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印度等一些国家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则大力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排他主义的、碎片化的小圈子。中国希望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需要共同体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文化中“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价值。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中国迅速公开各种信息，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体现出卓越的合作精神。中国科学家在疫情发生后很快完成对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测序并在第一时间将其发布到世界各地，使全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得以展开；中国政府早在1月3日就开始向美国通报情况，展示了坦诚的合作态度。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得到了多个国家的热情援助，而中国也在开展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支援世界各国抗击疫情，分享中国的抗击疫情的经验，体现了人类互帮互助的美德和人性的光辉。习近平主席3月26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展开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项目编号：17JJDGJW01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③《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
④倪峰：《中美关系40年及其经验》，《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
⑤冯仲平：《改革开放40年的中欧关系》，《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
⑥陈玉刚：《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和角色》，《当代世界》，2017年第9期。
⑦宋国友：《当前国际格局演变基本逻辑及中美作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期。
⑧王明进：《超越大国争霸：对和平崛起的文化阐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9期。
⑨[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⑩[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责编/韩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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