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打着“美国第一”旗号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以中美经贸问题为突破口，在安全、政治、航天航空等领域与华展开全面竞争，并不断以各种方式抹黑打压中国，为中国崛起制造障碍。中美间战略分歧加大、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出现动摇，是当前中美竞争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也使两国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作为对当今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关键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竞争加深虽然有将世界经济格局推向两个平行市场的风险，但也会进一步促进世界政治格局的均衡化。
【关键词】中美关系 战略分歧 世界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美东时间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标志着持续近两年的中美两国间史无前例的经贸摩擦实现阶段性“止战”，中美乃至世界观察家们因而对中美关系暂时维持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充满期待。而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对全球卫生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本应团结合作、共克时艰。然而，美国却利用疫情对中国进行抹黑打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竞争态势，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美两国在安全、政治、航天航空、国际合作等领域竞争态势日益增强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美两国间竞争态势日益增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特别是2018年以来，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其以中美经贸问题为突破口，在安全、政治、航天航空、国际合作等领域与华展开全面竞争。
在经贸领域，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总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由此开启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短期内层层加码，直至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25%的关税税率。同时，中国也采取精准有力的反制措施。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这场剑拔弩张的贸易摩擦才暂时缓和下来。
贸易战的核心是技术战。特朗普政府在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同时，也开启了科技战，其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多是针对中国重点发展领域企业的产品。如特朗普政府宣布的首批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600亿关税涉及的领域就包括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铁设备、航空产品等，其目的在于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继续维持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全球的领导地位。2019年5月以来，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进行限制、打压、制裁等，同样是出于技术霸权的考虑。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选择性地推动中美经济和技术“脱钩”。他们顶格利用出口管制条例和实体清单，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封锁。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多家企业及科研院所列为实体名单，其中不乏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公司撤离中国。2020年4月，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媒体采访表示，美国政府将为美国公司支付从中国搬回的费用。
在安全领域，为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要，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近年来，中国武器装备体系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一大批现代化装备如15式坦克、052D驱逐舰、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歼—20战斗机、直—20直升机等装备列装部队。中国国防在新兴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一些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自主创新取得重要进展。虽然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中国国防仍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旨在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然而，特朗普政府却认为，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担忧。为此，在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仍逐年加大国防投入，以保持美国最强大的军事优势。如美国2020财年国防预算为7500亿美元，较2019财年增加340亿美元，国防预算数额再创新高。其中，新技术研发预算高达1040亿美元，比2019财年增加90亿，大国竞争意味十足。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以中程弹道导弹为核心的A2/AD（区域拒止与反介入）体系及反舰弹道导弹使美国在亚太区域陷入不利境地。退出条约，美国重启中程弹道导弹研发工作，将其部署到东亚地区，以在战略和战术上谋取对中国的优势。2019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呼吁至少再增加40套反弹道导弹系统，应对中俄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新型巡航导弹等，并建议在太空部署可更快识别他国导弹发射的追踪传感器。媒体称此举堪比“星球大战”计划。
在南海，近年来，伴随南沙岛礁建设的不断加强和中国海洋执法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在南海海域的管控能力大幅增强。为削弱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美国不断强化其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存在。其航母、两栖攻击舰、轰炸机等主要战略力量频繁进出南海活动，还不断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和部分域外力量的联演联训。进入2020年以来，即便疫情暴发，也丝毫没有影响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南海已经成为中美之间海上战略竞争的前沿。
在政治领域，美国打着维护“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的旗号，在香港、西藏和新疆问题上指手画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例如，美国国会先后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借以鼓动“港独”“疆独”“藏独”，为中国崛起制造障碍。
在航空航天领域，中美竞争力度也日益加大。2019年1月3日，中国研制的嫦娥四号探测器顺利降落在月球背面冯·卡门撞击坑内预定的着陆区，这是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背面。美国也不甘示弱。特朗普政府一改奥巴马时代着重探索火星的战略，于2017年12月签署“空间政策指令1”，宣布重返月球。2019年，美国预算投入210亿美元的巨资，资助月球和火星任务，计划于2024年前再次送宇航员登月。与5G技术竞争相伴，中美两国在卫星网络建设方面也展开了竞争。2018年12月，中国“鸿雁星座”项目首颗试验卫星“重庆号”发射成功，标志着“鸿雁星座”项目正式启运。该项目是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计划分两期完成。一期预计在2022年建成由60颗卫星组成的通信网络；二期预计2025年完成建设，通过数百颗卫星构建“海、陆、空、天”一体的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接入系统，实现全球任意地点的互联网接入。美国针锋相对，推出“星链计划”，计划在2019至2025年间向地球近地轨道发射约1.2万颗星链卫星，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星链计划”于2019年5月启动，截至2020年4月22日，已将第7批60颗卫星送入太空。
在国际合作领域，两国竞争的是影响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自实施以来，“一带一路”由理念到行动，由愿景到现实，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19年4月，已有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对此，美国除了不断以“债务增加论”“环境破坏论”“经济掠夺论”“地缘扩张论”等为由进行攻击和抹黑外，还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予以应对。2018年11月，美日宣布对印太各国提供700亿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11月，美国启动“蓝点网络”计划，试图通过确立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来获取竞争优势，矛头直指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中美间战略分歧加大、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出现动摇，是当前中美竞争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第一，中美间战略分歧加大。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及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使两国在战略及双边层面存在不同的利益期求，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有不同的认识，在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战略方面存在差异。当然，这些都在所难免。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通过多渠道、多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增信释疑，建立了一定的战略共识，这使两国关系虽历经曲折，但仍保持向前发展的基础。2010年以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也大幅提升，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能力却相对下降。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充满疑虑和焦虑，其以“国强必霸”的思维看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最终就是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起，美国便针对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如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积极介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等。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对华措施，也使战略家们认为，美国是在遏制围堵中国，企图阻断中国崛起的步伐。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守成大国，两国间相互防范和制约的心理和战略意图激增。
第二，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华的不同战略定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直接导致两国长达20多年的对抗与对峙。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为应对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威胁，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者。为实现与中国的合作，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尼克松不拘外交礼节，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关系由对峙到缓和的重大逆转。冷战结束后，虽然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疑虑，但他们至少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采取“接触+防范”的对华政策，并以战略接触为主，使得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了合作的态势。打着“美国第一”旗号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在对华政策中以防范甚至是遏制为主，导致了中美竞争的增强。
第三，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出现动摇。自20世纪70年代起，共同应对苏联扩张的威胁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并成为冷战末期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主要原因是两国冷战时期战略合作基础的消失，新的合作基础尚未建立，处于战略调适期的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波折不断。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在全球、地区、双边层面利益的汇合点增多，特别是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中美经贸关系实现深度融合，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及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合作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由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中国商务部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高端，技术水平领先，进攻利益多于防守利益，经贸领域的关注侧重于防止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保护美国的智力成果”“中国整体处于国际价值链、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更加关注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维护经济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消除中国产品和投资在海外市场遇到的壁垒”。美国无视中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特点和国际产业分工现实，坚持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政策，“偷窃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导致美国出现对华贸易逆差，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吃了亏”。特朗普政府以边缘战略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乃至金融战，消蚀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使中美关系再度面临方向性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在战略上更加积极作为：一方面积极应对美国对中国周边的战略防范和制约，另一方面积极塑造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对于美国对华强势做派的制约能力有所提高。这也是当前中美竞争加深的一个原因。
作为对当今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关键性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间日益增强的近乎全方位的竞争，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中美深度竞争有将世界经济格局推向两个平行市场的风险。20世纪末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冷战对峙正式结束，世界经济版图成为统一的大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技术、信息、服务、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流动，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尽管世界各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不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也不同，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中采取的有选择的“脱钩”措施，特别是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制裁和孤立，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生态体系。在信息化时代，选择不同生态系统支持的信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市场，最终很可能导致世界市场的分裂。疫情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很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作为目前为止新冠疫情的一大重灾区，其经济遭受的冲击更是史无前例。美国股市10天经历4次熔断；截至5月23日，在过去十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累计超过4100万。疫情过后，随着大选临近，特朗普政府为捞取选票，必然将主要精力放在重振经济上。鉴于当前的就业形势，特朗普政府很可能选择进一步促进“再工业化”，鼓励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如果利诱（如税收优惠和提供搬迁成本等）不成，特朗普政府还可能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压中国，扰乱中国的发展环境，逼迫美国企业撤离。这将进一步加大中美经济“脱钩”的风险。一旦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发生“脱钩”，世界其他经济体极有可能被迫在两大经济体之间作出选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市场环境拥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中国有占全球1/4人口的统一大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也都获得了丰厚利润。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通过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同步落地实施，这是中国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普遍充满信心的背景下，美国企业也不会放弃开拓中国市场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为割裂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美深度竞争将进一步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均衡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处于“一超独霸”的局面，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凭借其超强实力，打着“人权”“干涉主义”及“反恐”的旗号，到处插手各国事务，发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煽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试图以美国及西方的规则和标准塑造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进而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也大幅度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趋平衡，世界政治格局向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但是，目前的阶段仍然属于量变积累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力抗疫。中国政府高效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协调力，充分体现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中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情况，分享信息，开展国际合作。在抗疫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援助，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充分展示了大国担当，使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掩盖其应对疫情不力的事实，转移国内注意力，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大肆污名化，试图以各种方式“甩锅”“抹黑”，并上升到制度、意识形态层面攻击中国的抗疫措施。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或将不会因疫情形势的好转而放松对中国的指责、抹黑和打压，但对于崛起国而言，这也是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准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新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9mgczd0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国商务部，2017年5月25日。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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