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继承了传统农耕社会商业经济的特点，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如经济结构调整、组织方式变化以及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白银化浪潮得以涌现，而明代工商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因此把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工商业 白银 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工商业发展到了明代，一方面呈现出传统经济的继承性，如建立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手工生产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出现一批工商业市镇；另一方面，手工业的生产和流通也出现了新的特色和趋势，比如雇佣劳动不断扩大，货币经济形态渗透到经济领域诸多方面，国际贸易化程度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工商业贸易重心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中国传统工商业发展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明代农业、手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商品化浪潮的涌现
明初大半个中国沦为战乱之地，曾经的经济富庶之地田畴荒芜，榛莽丛生。朱元璋建国之后积极安置流民，教民农桑，轻徭薄赋，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明太祖特别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他认为经济作物既有裹腹、救灾之用，也可以改善百姓的生活，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建立后，他下令百姓多种植桑、枣、柿和棉花，为鼓励农民尽量多种植，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下令，凡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均免除赋税。经济作物的普遍发展，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材料，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对手工业，明太祖一直抱有审慎的态度，尤其是在冶矿、制造业方面，他认为可能会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这一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与宋元时期相比日趋衰败，民营手工业的繁荣和民间纺织业的兴起，则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商业的态度，虽然遵守了“厚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但实际上，太祖和成祖均不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名为抑商，实则恤商。明太祖曾说，“商贾之士皆人民也”，但整体而言，明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镇乡村的商品交换水平较低。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家给人足，农产品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也为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创造了条件。虽然明朝的传统农业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农村经济中除粮食种植之外，林、牧、渔业和副业等快速发展，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的专门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少地区的农民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样化经营。当时，进入流通领域最大宗的经济作物是棉花，作为明代普通百姓最重要的衣服原料，棉花的种植已遍及全国。长江三角洲一带，像松江、苏州和嘉兴等地是全国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和加工地。唐宋时期的江浙，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到明中后期，因粮食的收益不如棉花，松江府的田地已大半植棉。其它的经济作物种植呈现出区域专门化的特点，像杭、嘉、湖地区尽逐蚕桑之利，福建南部的百姓因为种稻利薄，改种甘蔗或者改种荔枝、龙眼等水果和染料作物蓝靛，烟草传入后，又广泛种烟。广东因“开糖房者多以致富”，农民也纷纷改田种甘蔗，在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地，蔗田的种植田亩数和粮食大致各占一半。广东多地广泛种植荔枝和龙眼，江西、陕西改田种烟。河南的一些地方大力发展蓝靛和红花等染料作物。另据明代《怀庆府志》，该府所产药材有49种，目的就是贩卖赢利。
外来作物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经济调整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受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影响，一些美洲农作物通过西班牙人开始传入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明代后期传到中国。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由于美洲作物大多具有耐旱、耐瘠薄、高产等特性，最初先进入我国福建、广东、浙江的沿海山区，不久后就被有识之士在北方旱作区黄河流域大面积推广。像玉米和甘薯对缓解粮食供应困难具有明显作用，对明代中后期人口的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积极的意义。外来作物在农产品的商业化和改善中国传统饮食和营养结构上，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农业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和商业化程度也因此不断提高。明中期以后，各地官营织染局的生产日益凋敝，只能采取机户领织，即由机户进行加工订货，来完成官府交给的任务，这就是“官搭民造”的方式。民营丝织业则蓬勃发展，产量、规模都大大超过官营手工业。制瓷中心景德镇的民窑发展繁盛，窑区绵延十余里，工匠达数十万人之众，“形器天下走”，在海内外市场上均有重要影响。棉花种植面积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分布甚广，棉纺织业也得以飞速发展。万历以后改进的足踏纺车，有的地方甚至一手可纺四至五根线，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丝织业中出现的提花机，中间的花楼高达丈余，由织匠和挽花工共同操作，能织出精美的绸缎。
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稳定，很快通过大中城市的繁荣体现出来。像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和开封等宋元以来的大城市，凭借着独特的优势，呈现出人口众多、服务齐全、商业繁荣的特点，它们又带动了府、州、县治所所在地的中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在大中城市联结、交通便利的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出现一批工商业市镇。在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南方，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工商业市镇密集，苏州的盛泽和震泽，松江的枫泾、朱泾和朱家角，杭州的唐栖，嘉兴的濮院和王江泾，湖州双林和菱湖等镇都以其代表性的手工业品为龙头，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品交流和集散中心，各地客商汇集于此，把本地的商品远销到全国各地。江南以外也产生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河南的朱仙镇和周家口、江西的樟树、山东青州的颜神、湖北汉阳的刘家隔等。工商业市镇的全面崛起是明代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结果，绝大多数市镇在经过明清之际社会变乱的衰败后，在清中后期和近代得以恢复并持续发展，形成近代工商业城市的雏形。
此外，乡村集市也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大量的定期或不定期集市，庙会广泛分布于城市乡村，成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翻开明后期全国各地府州县志书可知，乡村集市贸易水平比明前期和宋元时期有明显发展，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中国传统工商业发展的新时代。
明代后期工商业发展呈现时代新特征
这一时期，许多农村从以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转向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不再仅仅是粮食、农产品的提供者，而是开始从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中走出来，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和经营，从中获利。地主更有实力开展较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虽然大中地主仍然强调以耕种为本业，以地租收入作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不少人逐步扩大经营的范围，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嘉靖时期江阴县就出现了“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的现象，这在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以及商品流通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城乡的生产关系中，出现了新型的租佃关系。农村经济商品化，人口大幅度增长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随之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例。租佃关系已普遍采取契约的形式，分成租制虽然还存在，但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和福建，盛行定额租制，使佃农对地主从人身依附关系为主向以土地依附为主的方向过渡。在定额租制下，地主直接干预佃农生产的情况有所减弱，佃农在经营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劳动积极性提高。在定额租制普及的地方还出现了货币地租，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地主与生产环节失去了直接联系，使佃农获得更多的经营自由，这也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商业经营方式上，随着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在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商人群体——“商帮”。他们以乡缘为纽带，以会馆作为联络场所，结成一种既各自独立经营又存在若干共性的地域性“商帮”。明清以来我国最著名的商帮是晋商和徽商，此外还有闽商、浙商、苏商、鲁商、潮商、赣商、豫商、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商帮是各地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促进中国传统商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组织和动力。
明中后期的商帮活动呈现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彼此交流、共同发展的特点。像在河南，本地有自己的行商坐贾，来自国内其它地区的商贾也很多，他们开店设铺，投资经营。在省城开封，有北京、南京、临清、泰安、济宁、兖州等地客商从事商业经营。在各地来豫的商贾中，徽商的经营活动规模较大，他们在中原地区遍设当铺。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南巡抚沈季文奏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其它地区，据嘉靖《光山县志》载，当时的光山县有江西、湖南、南京等地商人从事交易，获利甚丰，“江右、湖湘、金陵一带客商，反皆牟大利，以至置产起家，婚娶生子，如土著焉”。豫西南的淅川、内乡一带则是“陕西等处来往买卖贩粜，商旅数多”。不同地域之间的商人往来经营，扩大了南北物资交换，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有利于国内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
一些实力雄厚的商帮还经营典当、金融业，再投资到生产领域，支配手工业者的活动。在外冈、朱浯、枫泾、南翔等市镇，客商“操重资而来”，开设棉布字号，一边收购棉布，一边设染坊、踹坊，雇佣工匠加工，亦工亦商，控制棉花的收购、加工、贩运等。松江郡西的百余家署袜店，大量购进做署袜的原料尤墩布，发给当地居民，让他们在家中缝制署袜，“从店中给筹取值”，然后再将署袜拿到店中出售取利。这些商人实际就是包买商，他们手中的商业资本也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种商业性的资本经营方式，是明代中后期商业领域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白银货币化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同步和一体发展。明代中期之后，白银成为最重要的货币形式，尤其是“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将一部分赋役计入田亩，合并诸项杂役，条编征收银两。赋税由原来征收实物和力役形式改为征收白银，完成了货币白银化的过程，将社会各个阶层卷入到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之中。白银货币化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手段，提高了结算效率，推动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化形态萌芽的过程，由此引发了晚明社会的变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白银货币化也把明朝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东亚、南亚各国，并开始远航美洲，在墨西哥等地开展贸易。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深受欧美客商的欢迎，于是，中国的生丝、纺织品和瓷器等大宗商品通过月港和澳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换回大量的白银。1540—1644年的100余年间，日本所产白银的绝大部分输入到中国，而1570—1644年之间，美洲所产白银有一半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一个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建立起来，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在中国。
正是建立在明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白银化浪潮得以涌现，而明代工商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和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因此把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代州县军户的制度设计与群体身份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BZS06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②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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