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目标指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次疫情不仅反映出我国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也给全社会敲响了完善风险防控、建立预警机制的警钟。同时，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提振疫后经济的关键时期，非常有必要把促进绿色消费纳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视野，着力增加绿色消费的供给。
关键词:生态文明 治理体系 抗击疫情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具有一定偶然性和随机性，但问题的产生和初期的仓促应对说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遗漏和偏差。应该着力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治理能力、促进绿色消费等方面，增强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以制度建设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突击大考，既考查了紧急状态下各级政府的动员能力、执行能力，也暴露出现行的应急管理体系、公共环境治理、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储备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同时，这也给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指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次疫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之后的总爆发。即使人们平时看似接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但在行动上往往更倾向于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金钱欲望。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不顾一切地破坏自然界中的生态链，必然会破坏自然、伤害自然。仅从滥捕滥杀食用野生动物来看，从理念到行动都需要制度约束。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略之一，意义重大。从理论上讲，生态环境具有自我修复和净化的能力，但如果经济发展超出了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阈值，生态环境必然遭到破坏。因此，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遵循，在发展中谋保护，在保护中促发展。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任何罔顾自然生态规律的行为终将自食恶果。只有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才能实现人类的价值和愿望。我们要始终把顺应自然生态规律作为根本遵循，把是否符合自然生态规律作为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尺和底线。
完善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与预警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初期应对失范，表明我国制度优势尚未有效形成反应灵敏的治理效能，造成信息披露不及时和风险预警机制失灵。新冠肺炎疫情的警示意义在于，要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与预警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风险预警在于防微杜渐，危机管理重在预防而非事后补救。灾害是小概率事件，使得灾害预警也成为小概率事件，平时难以受到重视，但疫情的暴发给全社会敲响了完善风险防控、建立预警机制的警钟。风险的产生不仅来源于各种自然灾害，还来源于社会发展本身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随着各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种传染病传播流行的风险也在加大。
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后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全球五大风险首次全部与环境相关，气候变化是最主要的长期风险。2019年10月，上万名科学家联名发出警示，全球气候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气候变化正处在关键临界点，从澳大利亚大火到非洲蝗灾，再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不同程度上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警示在于，很多突发事件看似偶然，其实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循——危机明明已经存在，人们却视而不见，最后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各种风险并非相互独立，在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未来应对各类风险的应对机制建设。
切实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反映出我国在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生物安全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农业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多个领域。保障生物安全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的鼠疫、猪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安全不止涉及传染病，还包括与生物相关的自然灾害（如今年始发于非洲的蝗灾）、外来物种入侵、实验室病原体泄露、生物新技术滥用等各类传统和新生的风险，乃至生物恐怖行为和生物武器威胁，都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
生物安全要求生态系统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捕杀、交易以及食用本该与之和谐相处的野生动物是悖逆自然规律的行为，人类必将受到自然无情的“报复”。野生动物是许多病毒的自然宿主，有数据显示目前70%的新发传染病，传染源均来源于野生动物。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场监管乏力，国内依旧存在公然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乱象。在人工养殖的名义下，一些脱贫项目将猎捕和贩卖野生动物合法化。但即使是人工养殖，也存在各种生物安全风险。
事实上，为保障生物安全、维护生态系统，近些年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生物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说明公众对关系自身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生物安全问题认知不足，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意识淡薄；也反映出了我国在生物安全防范方面存在法律漏洞。在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方面，今年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加快了保护自然的法制化进程。
保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大危机，其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方式不断超出预期。此次抗击疫情的一些应对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对生态文明及其实现前景带来新的认知。
经过这场危机和反危机的实践，目前（截至2020年5月14日）新冠疫情以全球失去近三十万人生命的代价，加上紧急状态下的经济停摆，让全社会反思财富和幸福福祉的含义，反思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目标。发展是为了提高人的福祉，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把生命和健康作为最高的目标，追求生态文明目标行动导向下的现代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治理环境的机会成本肯定越来越高，但收益也将越来越大。因此，治理不能只从纯经济角度考虑，一定要以提高人民福祉为根本出发点。中国即将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人民对安全、健康、舒适、尊严和自我实现等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刚需，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的优先事项，需从完善治理体系入手，把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纳入中长期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后疫情时期，许多领域必将产生深刻变革。就目前而言，尽管关乎民生一线的第三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但也有不少业态与产业在危机中脱颖而出，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如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潜力。反思新冠肺炎疫情的“危”与“机”，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间节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经济全球化链条中断，改善民生和增加就业的压力加大。一是要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定力，防止中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被边缘化。二是要特别防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缺乏门槛，防止将“新基建”概念过度延伸，避免造成过剩产能和产生对生态环境的冲击，避免侵蚀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和底线。三是要特别警惕用短期行为来支配全局和长远目标。只有提高生态门槛，才能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公正，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绿色消费纳入刺激消费的政策视野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也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刺激消费是恢复经济的着力点之一，因此，建议把绿色消费纳入经济刺激的政策视野，不要因为应对当前困难局面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明显增强。尽管疫情给消费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消费市场稳健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消费升级的趋势不会改变，消费潜力继续释放的势头也不会改变。目前各地出台了一些刺激性的引导政策，促进经济走出疫情带来的低迷。经历了疫情考验的人们，消费理念也会出现一定的转变。此次疫情使得“绿色消费”备受青睐，如体育用品、健身场所、无公害食品、绿色蔬菜、放心肉、康养旅游等。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身养性、关爱环境等，使人们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健康产业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健康时代已全面来临。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推进，追求健康和精神享受，也成为休闲度假旅游的主要诉求，“康养+旅游”模式迎来黄金发展时期。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康养旅游。2017年全球康养旅游市场收益约达6785亿美元，预计2020年我国康养旅游的市场规模将达1000亿元左右。
因此，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提振疫后经济的关键时期，非常有必要把促进绿色消费纳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视野，着力增加绿色消费的供给。一方面通过宣传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另一方面要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作为主攻方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着力建立绿色消费长效机制，让绿色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蔡圣楠 / 贺胜兰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