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科学研判大变局的内涵，从国际格局变化、国际秩序变化、国家间关系变化和数字技术革命这四个维度上，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大变局中要有始终立于主动的有为态度和因势而谋、应势而动的战略自觉，在国家实力、国际秩序、对外关系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发力，在大变局中立于主动。
关键词:大变局 科学内涵 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国际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出现新的调整之际，重温这个判断无疑具有深化预见性认识的意义。大变局必然充满了各种挑战，但同样孕育了外部环境“危”和“机”相互转化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受疫情冲击，如何认识大变局的外部环境变化，如何在大变局中抓住机遇有所作为，这要求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不能仅仅做到对变化的被动“适应”，而是要争取在变局中始终立于主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把握：
第一，大变局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即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究竟是从单极格局向一超多强格局、两级格局或多极化格局演变，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小的争议。决定国际格局变化的基本力量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趋势，因此，无论国际格局的调整变化是否定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逆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体现的大国实力对比和全球化中心的转向。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与其它强国差距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历史的权力变迁过程中非常罕见。
在全球化遭遇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阻击下，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也正遭遇断裂或重组的政治压力，地区格局的变化也越来越具有大变局的指标性意义。欧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东亚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心，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实力更为弱化。
第二，大变局蕴含国际秩序的变化。国际秩序既包含调整国际交往活动的国际规则，也包含国际规则一旦被破坏而加以维护的国际力量（主要指国际组织或相关领导性大国）。国际规则的强化或弱化，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国对国际规则的规范作用的预期，以及维护国际规则的国际力量的能力和意愿是否稳定。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变化表现在，自诩为秩序维护者的美国开始抛弃和全面修改现行规则，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并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显示出推卸国际责任的偏好和冲动。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规则的弱化，国际秩序也面临挑战和冲击。例如，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G20）等主导性国际机构难以协调全球响应，对一些重大全球性问题爱莫能助。
第三，大变局是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这尤其表现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中美关系日益剑拔弩张。特朗普上台后先后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的战略重心由反恐优先转向大国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发动了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并实施对华科技与国防产业链“双脱钩”。在疫情当下，特朗普及其政府高官回避自身疫情应对不力的现实，肆意指责中国且妄言追责，将矛头一次次指向中国。围绕疫情所折射出的双边深刻矛盾有从官方层面蔓延到社会层面的风险，从而大大增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相互好感度。
第四，大变局是以数字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深刻政治社会变迁。科学和技术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前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在积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新一轮工业革命影响的不仅是传统的生产和分工环节，也迭代出国际政治层面的新变化，催生出各国国内治理变革和全球治理改善的新需求。然而，科技革命及其在全球产业的竞争性应用，也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更加尖锐的贫富悬殊，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满情绪。
中国如何在大变局中立于主动
大变局是各国普遍面对的客观环境和历史进程，中国自然不例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始终立于主动，“主动”既是一种有所作为的态度，更是一种“且将新火试新茶”和因势而谋、应势而动的战略自觉。从上述大变局的内涵角度而言，主动作为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国际格局的变化是世界大变局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着国际秩序的规则维护和嬗变，限制着大国关系竞争的范围和方向，塑造了科技进步的国内和国际间财富分配机制。这要求我们在大变局中应坚定地提升国家实力。当下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发生着持续缩小的变化，但实力排序仍然是较长时间的常量。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加速恶化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崩溃，但美国对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压制态势甚至一定时期的敌视态度，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坚定奉行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和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和平发展道路，特朗普政府依然从经济、科技、政治和外交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压制，展现出维护霸权的焦虑心态。如果美国继续陷入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窠臼，那么围绕国力和安全的较量与合作将是中美之间的长期斗争常态。
在国际秩序方面，中国既要做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也要做新秩序的提倡者。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使其从昔日的秩序建构者角色变成秩序的破坏者，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应以多边主义的开放姿态维护现有秩序的制度结构和国际机构。另一方面，中国需更积极响应推动全球治理的机制变革，促进赢者通吃和强国政治的旧有规范向更加公正平等的方向改变。蔓延全球的疫情更加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摆脱了旧有窠臼的普适性观念，将为世界大变局的秩序演化提供价值观基础。
在世界大变局仍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刻，需要谋划对外关系框架的新思路。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达了强烈的忧虑，他提到，值此全球大国关系过渡和异常时期，一个新的风险迫在眉睫，这个风险虽然不大，但却真实存在，那就是在中美两国间出现“大分裂”。这种可能出现的“大分裂”不仅是中美的“双输”，也会将整个国际社会再次拖入对抗的深渊。面对特朗普政府力图推动的“脱钩”，中国在坚守底线思维和不回避斗争的前提下，仍然要坚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缩短的前景下，中国应更重视中日韩地区合作的政治和文化潜力，打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夯实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
正在蓬勃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的重大机遇，要充分抓住数字经济机遇来开拓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积累中，中国尚属第二梯队，但在数字化时代完全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5G、大数据等重点领域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7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以提升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中国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创新成果和标准，不搞“数字鸿沟”，共享技术红利。
对于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而言，世界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然而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国际合作的重重困难表明，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充满各种预料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仍要不断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态认知，以开放的心态、改革的勇气、科学的政策迎接新的挑战，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在变局中立于主动。
【本文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应对”（课题编号：17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王茂磊 / 周素丽
声明：本文为《国家治理》周刊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