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不仅可能造成全球产业链重组，还有可能给欧美大国以可乘之机，使这些国家借助“群体免疫”策略变相与我国脱钩，甚至推动欧美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挑战。多重挑战下，我国可以从降低企业成本、做好防控体系调整预案、加强数字经济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产业链重组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将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外，还要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全球疫情考验，而这也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挑战。
挑战一：疫情很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链重组，从而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巨大挑战
首先，由于疫情造成制造业上下游供应断裂，导致部分环节尤其是跨国企业掌握的环节出现走出中国、寻找新基地的倾向，即使是短期行为，也依然对我国制造业崛起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各地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各地政府管控力度不同，因此复工复产的步伐和效率也有所差异，而制造业生产往往是长链条、跨区域的协作化生产模式，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一批产业集聚区，往往是一地一产、一县一产，这就导致我国可能面临整个供应链“一损俱损”的风险。而供应链一旦受损，就会给全球制造业传递一个信号：必须未雨绸缪地寻找“下家”。
以带动工业环节最多的汽车制造业为例，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外移压力。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中心，全国有超过10万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业相关。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恰恰是我国的“汽车大省”，集聚了上万家车企和零部件公司，武汉更是集聚了7家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黄冈、襄阳、十堰等都是全国全球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疫情期间几乎全面停产，这就导致大量跨国企业开始考虑从中国以外的地区采购零部件。比如，现代集团在暂停蔚山、全州、牙山工厂等地整车生产线的同时，第一时间提出未来将增加东南亚零部件制造产能的计划；本田汽车的零件制造商决定用菲律宾工厂取代中国供应商生产制动踏板；丰田、通用、特斯拉等全球车企巨头也纷纷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以外的零部件制造基地，期望在长期内找到更多替代中国制造的品类。
其次，疫情期间我国由于疫情带来的人流物流不畅、国际贸易不通等问题，导致大量企业复工不复产，主要表现为原材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甚至出现设备停产、机器空转的现象，造成极大的国际订单转移风险，进而加剧制造业企业外流压力。以纺织行业为例，虽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外溢是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但是原本可以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纺织、衣帽、鞋袜等企业也纷纷转移到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近十年我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30%左右，而国内梯度转移效果却不理想。此次疫情造成我国化纤企业原材料不足、运输不畅、跨国物流停摆，荣盛、恒逸等行业巨头均面临巨大的订单转移风险，而海外工厂则趁势而起，借机抢占国际市场。根据纺织行业指数，每年的4-6月是行业黄金发展期，如果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持续，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纺织产业链外移的现象无疑将会加剧。
不仅传统行业，通讯和信息技术行业同样面临订单和企业转移风险。目前，我国通讯制造行业尚未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全球竞争力较弱，这就意味着生产基地的转移同样会面临巨大挑战。以人人须臾不能离的智能手机为例：受疫情的影响，产业链断裂造成手机制造加工停摆近一个月，三星、苹果都明确表示了寻找新代工厂的可能。据市场研究公司IDC报告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1.7%，其中最大的地区跌幅在中国，其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0.3％。事实上，电子代工巨头、全球最大的iPhone组装商富士康也面临着苹果、惠普、戴尔等企业的订单转移风险，更别说竞争力并不显著的大量中小企业了。更紧要的是，2020年将是5G产业爆发年，而疫情极有可能对我国在产业布局上抢占5G制造高地带来负面影响。
挑战二：英德等欧美大国转向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变相与我国脱钩
随着欧洲疫情形势的迅速发展，英国、德国、瑞典等欧洲主要国家均进一步明确其防疫策略，从初期的严防严控，直接调整为接受大面积感染、集中资源救治危重症，同时寄希望于大部分人产生抗体的“群体免疫”防疫策略。英德等国的这一调整，本质上是确认其前期针对境外输入病例的防堵已告失败，本地传播、社区传播无可避免，加之制度和文化因素使其不可能采取类似中韩的严防严控措施，因此转而将防疫目标从“消灭病毒”转变为“防止医疗资源挤兑”，力求以拖待变，为疫苗和特效药物研发争取时间。
基于德国政府及德国防疫权威专家的表态分析，这种防疫策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疫情暴发到夏天，以政府宣传、疑似患者自行隔离等措施，尽可能降低疫情造成的恐慌情绪，避免患者集中就医。第二阶段则是从夏天开始，如果第一阶段措施取得成效，社会恐慌情绪总体可控，则随着流感季节的结束，可以集中更多医疗资源治疗危重症病例，进一步为疫苗和特效药物研发争取时间，同时也进一步向民众灌输“与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共存”的理念。
可以看出，上述策略的目的是保证公共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各类措施试图做到“且战且退、败而不乱”，不断提高民众对疫情威胁的接受程度。至于大量人群感染后获得的“群体抵抗力”，则更类似一场赌博，毕竟难以评估新冠病毒可能的变异路径和方向。
我们姑且不必评论英德此类防疫策略的合理性，仅从这一策略带来的后果看，英德法西瑞典乃至整个欧洲势必会出现大量症状不明显、未被检测、行动自由但又具有传染性的感染者。我国是一个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外贸大国，欧盟又长期位列我国最大贸易伙伴，难以避免将有大量欧洲客商来华或我国人员赴欧从事经贸活动及其他交往，因此我国将直接面对欧洲大量感染人群对我国带来的输入性感染压力。
同样考虑到上述经贸背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和政治外交的需要、复工复产的现实紧迫性，面对数百万乃至上千万量级的中欧人员往来，我国现在采取的口岸严防严控措施很难长期持续，耗费的成本也过度高昂。
更需注意的是，一旦上述“群体免疫”策略成为欧洲主流策略，极有可能引发美国、澳洲及其他美洲非洲国家效仿，届时极有可能面临全球病例倒灌压力。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美国也效仿欧洲策略，极有可能令欧美在此问题上实现事实同盟。进而，为转嫁国内疫情压力和民众注意力，欧美国家也极有可能对我国严防严控策略持续发难，将我国防疫措施妖魔化为种族主义措施，从而破坏我国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并借此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
挑战三：疫情推动欧美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压力加大
基于前期防疫措施松懈而导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欧美多国已是事实。虽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有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迹象，但欧美主要国家的线下经济活动已经并可能在未来数月内仍处于大范围停滞状态。这一局面使得欧美各国对以网购外卖、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业态的需求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从而促进了相关产业在疫情期间的逆势扩张。
在疫情暴发前，欧美国家的上述消费类、教育类、办公类数字经济产业虽也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产业增速仍然慢于我国，其根源就在于欧美相对成熟的经济形态，对于上述新业态的接受程度受限，需求不够旺盛，加之与其配合的线下部分仍需要依赖高成本的人工，因此虽有亚马逊等在线销售巨头的存在，但资本市场对相关产业投资仍相对审慎，行业内的企业也无力进行快速扩张。
但此次疫情一方面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数字经济产业潜在需求，带来了消费习惯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导致失业人数攀升，从而令数字经济产业得以用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吸纳大量失业人员以扩充其线下配套服务团队规模，从而令欧美数字经济产业克服了此前供需两端的阻碍，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的案例便是亚马逊在3月宣布增聘10万配送及仓库管理人员，“以协助应对失业危机”，以及美国视频会议通讯软件ZOOM一举成为欧美多国网课及企业远程办公的服务供应商。
而除去上述直接面向最终用户的数字经济行业，以使用大量用户隐私数据为前提的部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产业和数字医疗产业，同样因疫情而在欧美迎来黄金发展期。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国政府开发的防疫申报通行软件。该软件通过收集使用者的行动轨迹数据，以便于排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同时对其他可能靠近确诊病例活动区域或疑似病例的用户发出警告。无独有偶，谷歌苹果也罕见联手，共同开发基于用户行动轨迹追踪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工具软件，该软件已在5月份提供给应用开发者，应用开发者则可以利用此软件打造各类“追踪”应用。这些应用将会上线在各大应用商店。
如果说在疫情暴发前，上述基础设施类数字经济产业，受限于欧美严苛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法规和强调隐私保护的公众舆论氛围，往往连基础性的用户数据搜集工作都难以完成，更遑论对用户行动轨迹及私人健康信息进行掌握。那么防疫的紧急需求，则为这类基础设施类数字经济产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借助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放量发展和实践，美国政商界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和蕴含的发展潜力，进而谋求美国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全球垄断地位，并对他国相关企业进行限制。美国相关企业也可能通过疫情期间业务量的持续峰值测试，进一步强化其在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为全球扩张积累经验和硬件基础。同时美国极有可能通过进攻性的产业政策，支持其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并以数据安全等议题对以中国为主的数字经济产业竞争对手进行打击。
我国应对全球疫情扩散新挑战的对策建议
对相关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短期内要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全面降低企业用人、用地、用房、相关税费等成本。这一点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学界都已经有了共识。但要强调的是，降成本不是降工人工资，而是要降低社保费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政府要降低土地出让金、降低增值税和相关费用；同时，政策要惠及物流、检验检测、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内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全面健全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日本的产业转移经验表明，只有创新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正常转移尚且如此，疫情造成的特殊转移更是提醒我们应建立不可替代、自主可控的创新产业体系，实现“材料—器件—系统”“原料—零部件—整机”“资源—研发—生产”全面协同的现代化产业链，增强产业链韧性。
做好防控体系的调整预案
尽快且平稳地将目前的严防严控体系切换为智慧防控体系。这一方面有助于复工复产顺利推进，对冲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保证脱贫攻坚总目标的按时达成，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防疫所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建立可持续的长效防控机制。
此外，应及时对欧洲主要国家防疫态度和策略的变化进行跟踪，并做出调整。针对可能到来的境外输入病例压力，专门研究设立发热门诊涉外病例的标准处置流程，增强对境外输入病例的快速反应能力。考虑与韩国、新加坡、越南等疫情得到一定控制的国家合作，建立出发前病毒检测机制和证明文件的开具机制，在中韩、中新、中越等双边人员往来过程中，实现病毒检测证明文件和健康证明文件的互认，以此建立国际性的防疫同盟，并不断吸纳参与国，实现防线前置，同时提升我国疫情防控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进而密切相关国家经贸往来。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产业
应进一步强化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关注、规划和投入，把握“新基建”契机，加强数据中心、核心通讯网络及灾备系统、战略物资生产物联网等骨干基础系统的建设，提升数据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在部分公务服务领域，政府亦可进一步向有实力的数字经济企业开放，积极借助市场力量，在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应急物资数据管理等数字化治理领域实现政府购买服务或研发运营外包，从而释放企业创新动能的同时，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
面对美方可能对我国数字经济展开的遏制，我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应抓住窗口期以攻为守，积极以市场化促销手段实现“出海”，尽可能确立海外市场份额。随着疫情影响范围的扩大，全球大多数地区都面临着更多的电商消费、在线办公和数字娱乐需求，中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应把握这一时机，尽可能加快海外市场的开拓。
【本文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责编：李 懿 / 董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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