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治理“灯下黑”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灯下黑”有多种表现，其实质是权力的异化。出现“灯下黑”的原因主要是理想信念衰退、侥幸心理作祟、制度建设短板和自我监督不力。治理“灯下黑”，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一是强基固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二是强化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三是狠抓落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四是加强引导，优化执纪执法工作的社会舆论环境。
关键词:“灯下黑” 权力异化 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预防和打击各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时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真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实际工作中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灯下黑”。这个问题治理不好，会严重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形象，影响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力和权威性。
“灯下黑”的内涵及其表现
所谓“灯下黑”，是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原意是指在照明时由于被灯具自身遮挡，在灯下产生阴暗区域。由此引申出两个含义：一是指人们由于过于关注他者，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反而容易忽视；二是指国家公权力部门在治理非法行为过程中，对本部门内部的违法行为未能觉察。当前学界更多是从纪检监察部门的角度来讨论“灯下黑”现象，这是从狭义上讨论的，即“谁来监督监督者”。实际上，“灯下黑”不仅存在于纪检监察领域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党建、食品药品、金融、安全等众多领域和行业之中。从广义上讲，一切拥有权力的部门都可能存在“灯下黑”。本文正是从广义上讨论“灯下黑”问题。
从字面上来理解，“灯”代表光明，能够驱除黑暗，为人指引方向。“灯”的这一功能可以引申出“标准”或“正义”，没有“灯”的指引，人们的行动就会失去方向，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因此，掌握“灯”的人常常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拥护。这份信任和拥护能够产生凝聚力和吸引力，进而转化为对他者的支配力，这就是一种权力。“灯下黑”有两个特点：一是离光源近；二是黑。这两个相反的属性汇集在一起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本来“灯”是带来“光明”的，却在“光明”之下产生了“黑”。相比于一般的“黑”，“灯下黑”更不易被发现，危害也更大。从本质上讲，“灯下黑”也属于权力腐败，是权力的异化。“灯下黑”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亵渎权力。手中举着“灯”，心里想着“利”。在诱惑面前丧失应有的立场原则，忘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或为打击对象打探说情、通风报信；或为他人出谋划策、逃避责任；甚至利用办案之机，敲诈勒索。
二是执纪不严。遇事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搞一团和气，不敢得罪人；遇到手下或身边的人做违法之事，不制止、不追究、不预防、不思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包庇纵容，任其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三是以权谋私。搞团团伙伙，把个人意志渗透到办案之中。查案时避重就轻，处理时畸轻畸重；或玩忽职守，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搞形式主义；或泄个人私愤，打击报复，构陷他人。
四是慵懒散漫。创新意识不足，工作方式老旧，工作效率低下；思维缺乏前瞻性和战略性，不能适应形势变化需要；对问题不敏感，遇事不敢担责，工作处处被动，在群众中没有公信力，更难以对违法乱纪者产生威慑力。
五是作风失范。工作中采取多重标准，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宽容有余；或周旋于人情世故之间，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或沉溺于奢靡生活，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完全丧失共产党人应有的境界和修为。
以上列举的“灯下黑”的表现中，既有思想观念层面的，也有行为方式层面的；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群体层面的。这些现象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的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灯下黑”的成因分析
理想信念衰退。一个拥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出现“灯下黑”。比如共产党员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60多年深藏功与名，连妻儿都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相反，有的领导干部在取得功名之后，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误入歧途。“灯下黑”之所以存在，就是执法者没有绷紧“理想信念”这根弦，没有让理想信念之“灯”照亮前行之路，或者没有站在国家和全局的高度对待手中的权力；或者躺在曾经的功劳簿里“睡大觉”，导致腐化堕落。从表面上看是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或工作作风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理想信念衰退，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进而在权力观、地位观和政绩观等方面产生错误认知，导致违法犯罪。
侥幸心理作祟。越是有利可图，越容易给人诱惑。非法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违法者企图获得超出法律规定以外的利益。无论是食品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还是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莫不如此。违法者往往经过精心设计，巧妙伪装。为了不被人发现，往往预先策划，通过各种手段腐蚀他人，拉人下水。作为权力部门，很容易受到非法势力的“围猎”和渗透。而一旦权力部门自身被攻破，就会出现“灯下黑”。
制度建设短板。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对于权力部门的规范和约束尚存在不足。近年来，中央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条例，比如《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2020）、《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2020）、《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9）等，这些规定和条例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国家治理全局来看，制度建设还存在不足。比如，在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愿进不愿出”“好进不好退”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没有统一规定，为“灯下黑”留下了空间。通过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每位公民都能从制度建设中感受到幸福感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自我监督不力。好的制度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方能发挥其效能，而强有力的执行就体现在监督过程上。之所以会出现“灯下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部门在执行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对自身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一是“自净”意识不强，思想上疏于防范。有的人把工作重心放在业务上，专心于打击违法乱纪行为，对自身或本部门的政治学习重视不够，导致精神上麻痹，思想上懈怠。二是工作方式单一，监督流于形式。有的人热衷于发文件，喊口号，事事“留足迹”“有图有真相”，但不能深入到工作一线获取全面信息，透过现象看到违法乱纪的实质，结果是“热热闹闹搞形式，轰轰烈烈走过场”，发现不了问题，也不能及时提醒和警示，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三是处理不严，威慑不够。有的人在查办本部门的案件时力度小，处理轻，对小毛病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有的人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心理，担心影响本单位的形象和声誉；有的人面对人情世故，抹不开面子，搞网开一面，不能对违法犯罪形成有效的震慑。
“灯下黑”问题的治理之策
强基固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治理“灯下黑”，抓住内因是根本。即通过权力部门的自身建设来消除内部腐败，其关键是激发起权力部门内部个体和集体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提高“免疫力”，做到“百毒不侵”。一是严把干部“入口关”。精心选择政治坚定、作风硬朗、业务精湛的高素质干部人才从事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工作，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要一票否决，作风上有问题的要坚决排除、群众反映强烈的要从严把关，增强队伍的整体职业水平。二是抓好过程培养。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职业荣誉感，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防风险、抗腐蚀的能力。三是疏通干部“出口关”。强化干部队伍的职业态度和职业能力考核，对“自家人”不护短，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对执法违纪者“零容忍”，及时清除自身的不安全因素，保持组织有机体的健康与活力。
强化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治理“灯下黑”，制度建设是保障。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表明，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是天生就具有“免疫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加大对权力的制约力度。我国除了通过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异体监督”方式制约权力以外，还通过加强权力部门内部的“同体监督”来加强自我约束。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遵循。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目的也是通过强化制度约束，给纪检监察权力戴上“紧箍”，防止“灯下黑”。
狠抓落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灯下黑”，落实责任是关键。为此，一是狠抓“一把手”等重点群体。比如，在党建工作中，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机关党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党支部书记是具体抓落实的责任人，三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形成党建工作合力。二是抓调查研究。通过深入调查，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创新。三是抓督促检查。按照“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把政策和制度执行的督促检查常态化，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四是抓考核评估。在考核中科学设定评价标准，把实现工作目标、创新工作方法、队伍建设水平与群众满意度结合起来；把自我考核、主管上级考核、巡回考核与交叉考核结合起来；把个人考核、队伍考核与班子考核结合起来；把考核结果与选人用人结合起来，实现以评促干、以评促学、以评促改。
加强引导，优化执纪执法工作的社会舆论环境。治理“灯下黑”，环境营造是基础。良好的环境具有塑造力、渗透力和纠偏力。治理“灯下黑”决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为此，一是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理论宣讲、政治学习、干部培训等多种方式，让政策下基层、入民心，提高广大民众的法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不给权力寻租留下社会土壤。二是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压缩“灯下黑”的存在空间。三是树立推广先进典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舆论生态。四是疏通信息渠道，完善预警机制，广纳社会民意，及时发现不好苗头并予以制止，避免不法行为的发生。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推动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项目编号：20ZDA054）阶段性成果】
责编：臧雪文 / 王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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