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现代化经济增长注定会拉大收入差距吗
增长、财富与健康
“人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是什么？”从互联网搜索结果来看（截至2019年2月）， “经济增长”在一众经济话题的搜索热度中以超过95亿条相关结果稳居第一，远远超过诸如“效用函数”“收入分配”“财政政策”等等经济话题。
从人口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历史，会发现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罗伯特·福格尔(AER,1991)认为，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后食品生产业的技术进步是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自1900年以来，世界各国人均收入呈现显著差别，时至20世纪90年代，包含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刚刚达到美国100年前的收入水平，约为同时代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收入的两极分化只是近现代才发生的事。安格斯·麦迪逊(2003)统计发现，1820年（清嘉庆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荷兰人均收入约为中国等东亚国家的3倍，一旦上溯到约2000年前（约为汉平帝年间），世界范围的收入差距则微乎其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其2013年的专著中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试图逃脱贫困、早夭以及争取更好生活的历程。那么是否人类世界的发展就注定会带来如今这样巨大的收入差距呢？既然如今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功导致，那么收入水平的收敛最终会不会发生？
“东富国”与“西穷国”的寓言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化地找寻贫富差异的源头。如果“东富国”和“西穷国”两个国家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结构和国土面积，但人均GDP的差距高达8倍，其差距源自何处呢？
首先，在土地和人口相同的条件下，我们就要关注人均物质资本的差异，拥有越多投资、人均资本越高的地方，生产力将会越高。此外，生产力还受到技术和效率的影响。如果两国之间存在的资本差异、技术差异分别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2倍，那么最后2倍的差距将归结于生产效率，也就是能够促进人们工作的激励机制、制度安排、市场结构等等。
那么继续追问下去，又是什么导致了两者在资本、技术和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呢？在这则寓言中恐怕就要归结为“东富国”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和“西穷国”的君主封建制以及封闭市场的制度差异了。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模型——索罗模型是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其基本设定是：人均收入是由人均资本和生产力决定的。资本要经年累月进行积累，其积累过程取决于投资和折旧两个方面，也就是资本的增长等于储蓄减掉折旧。储蓄率在这里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储蓄率是内生的，索罗模型将会面临“反向因果”的逻辑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若将经典生产函数进行对数线性化，得到的等式显示人口数量对总产出的影响为负。人口数量是否制约经济增长呢？西方俗语道：“上帝为每张吃饭的嘴都配备了一双劳动的手。”如果直接对比世界各国人均GDP和相应的人口增长率，直观的关系是越富有的国家其人口增长率越低。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口增长率是否是内生的呢？事实上，经济学众多文献显示，人口规模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提供了源泉。也有人认为，索罗模型和马尔萨斯理论类似，并未考虑到人力资本的“非竞争性”作用，即人口增加会促进更多“新点子”的产生，而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劳动力更倾向于具有边际回报递增的属性，因为人口的增长不仅仅是单纯数量的增长，而是更多不同人的“差异化”增长，越来越多不同的头脑才会萌发越来越多不同的想法，进而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力。
健康和教育可被视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两大基石。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从宏观角度来说，健康状况相对于教育水平更能够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从微观角度来说，健康状况可以被纳入人的效用函数，健康的身体既是人们所享受的消费品，也是需要投资并且回报丰厚的投资品。
健康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决定个体是否能够做诸如学习、储蓄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同时也影响其生育和社会行为。人的健康状况同时还会影响商业运行，健康风险可能会提高失业率、减少职业培训的回报、增加健康保险的风险溢价等等。
（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