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调查研究不仅关系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得失成败。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善于进行调查研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坚持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史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选择了正确的战略道路，确定了正确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明确的基本方略，而这一切的基础，来源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而这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际的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等至理名言，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确定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极其复杂艰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什么是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是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明确道路、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科学理论，解决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伟大志向和勇于担当革命重任的人。他是党内最重视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代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调查研究是他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的32天的实地考察，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取他们的报告。这次深入实际和基层的调查，对毛泽东同志搞清楚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后来形成完整的阶级斗争理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对宁岗、永新两县，中央苏区的寻乌、兴国两县，才溪乡、长岗乡，木口村和东塘村等处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还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的调研，如赣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革命初期的两部土地法等。这些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以及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理论，初步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大敌人，完成建立新中国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注重内外兼修，科学认识客观世界，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成为党内的共识。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941年毛泽东同志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倡导全党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同志担任局长，任弼时同志担任副局长，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同志兼政治研究室主任，收集和研究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情况。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包括张闻天同志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深入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同志著名的《出发归来记》就是这个时期深入农村调查的成果。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倡导全党实施调查研究，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高度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以此为基础，确定怎样搞中国革命的理论、道路、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这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
调查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调查研究。
这期间第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是为开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1955年12月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期间同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又到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随后，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共听取国务院34个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成果。这次调查研究，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起到了显著作用，也为开好党的八大提供了指导思想，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这期间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1961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在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指导三个小组，带着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到湖南、浙江、广东进行调研。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让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这次全党进行的调查研究，为克服当时的严峻困难，确定正确的调整方针，开好“七千人大会”，特别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制定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重要文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调查研究与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决策和实施改革开放与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密切相关。
一次是从197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分别派团出国考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调查研究。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五路深入调研考察至为重要，特别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团考察西欧五国，即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影响更是重大。体现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专门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引起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正如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所说：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回来汇报，这也是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调查研究。为1978年12月成功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期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国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如何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部署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79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专门召开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部署动员调研工作。这次调研确定四个调研课题并组织了四个课题组，分别承担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研究、解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同改造企业相结合的问题以及经济理论方法研究等调研工作。这四个调查组直属队的人员就近400人。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纷纷响应和效仿，如黑龙江等省，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进行调查研究。这次对国民经济的调查研究，反映了各部门和各地区希望真正从实际出发，在认真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调查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好途径的愿望。
这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确定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党建调研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党面前。这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解决这个十分重大和紧迫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为回答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中共中央决定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开好这次全会，起草好这个重要的决定，中央组织了18个调研小组，抽调100多名干部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先后到22个省、市和有关部委办进行调研，同4000多位同志座谈，其中有省部级干部174名，厅局级干部1300多名，专家学者120多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3个专题调研报告，送中央和供文件起草小组参阅。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正式提出和部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期间还有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有紧密的关系。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著作；还调阅了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如1935年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等。与此同时，深刻总结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历史教训，研究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情况的材料；阅读了不少有关当时国际局势和世界各地区发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同时也研究了一些有关我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特别是世界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情况的资料。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市指导党政干部进行“三讲”教育后，紧接着在广东深圳市、顺德市和广州市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课题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在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同广东省委常委座谈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郑重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说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同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调研考察，5月14日，他在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调查研究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完整阐述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调查研究作为常态化的工作方法。这期间的调查研究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论述形成互动的关系。
1999年3月，在参加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政府工作报告等大会文献时，胡锦涛同志就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入21世纪如何实现更好地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胡锦涛同志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基层、地方和行业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2003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广东先后到湛江、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港口码头、企业车间、城市社区、乡村农户调研，强调要抓住新机遇，增创新优势，开拓新局面，努力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同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江西先后到赣州、南昌等地，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等专题进行调查研究。要求不断探索促进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万众一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10月，胡锦涛同志在湖南先后到湘潭、岳阳、长沙等地，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科研院所、社区商场，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调研。明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通过改革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为了给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工作做准备，2006年10月上旬，在胡锦涛同志的指导下，中央确定了20个重点课题，包括科学发展观理论问题研究、和谐社会理论问题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和历史经验问题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2020年总体目标和战略布局问题研究、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问题研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研究等涉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课题。中央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进行研究，并把上述20个重大课题分解为62个具体课题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62份调研报告。各课题组一共召开座谈会1523次，参加座谈会人员达20072人次，调研的广度和深度可见一斑。这次调研结束后，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召开12次会议，听取有关课题组的汇报。可以说这次胡锦涛同志亲自指导的调查研究成果，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等，为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科学发展观做了基础性、科学性的准备。
调查研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熟悉基层、地方和中央的情况。作为具有伟大志向的领导人，同样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他还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关于如何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处理好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的关系。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开展调查研究，务求“深、实、细、准、效”。调查研究要制度化经常化。要适应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把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贯彻到实践中，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成为一种工作制度和惯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凡是准备作出重大决策，都建立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还是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组织若干调研组深入地方和部门进行全面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研究起草决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九大报告这样的纲领性文献堪称在起草的过程中与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下，起草组围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实地调研。2017年2月上旬，根据起草组的工作部署，9个调研组赴16个省区市，就党的十九大报告议题进行调研，召开各级各类座谈会65次。2月20日至3月31日，按照党中央部署的21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59个承担部门和单位组成80个调研组，深入1817个基层单位开展实地调研，召开1501次座谈会和研讨会，参会或接受访谈人数21532人，形成80份专题调研报告。这些成果为报告起草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次次访谈，汇聚了广大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一次次调研，带回基层群众的深切期盼。5月下旬，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提交了65份围绕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形成的报告，提供起草组研究参考。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调查研究给当代的启示
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善于进行调查研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坚持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往开来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具有极重要的启示。
首先，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调查研究是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的运用。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做到从实际出发，形成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既看到事物的现象，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也就是说，调查研究关系到对实际的把握，关系到在此基础上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关系到主要任务的确定，关系到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
其次，调查研究是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之一。概括起来，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特殊矛盾。阶级分析是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他在革命时期进行调查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二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抓主要矛盾的原则。三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现实问题。主张对事物既要有一般了解，也要有典型剖析；既要重视一般，也要抓住个别。四是把辩证逻辑运用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观察、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再次，调查研究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实质上就是在践行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既强调了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同时也指出了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把它视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根本条件。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重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调查研究是是否坚持群众路线的试金石。
最后，必须坚持把调查研究深入化和持久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调查要经常进行，一劳永逸的调查是没有的。从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对农村调查工作始终未间断，这才有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调查研究，务求“深、实、细、准、效”。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把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研究工作，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和科学性。调查研究要有制度来保证，调查研究有专门的机构。
总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研究不仅关系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得失成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调查研究，顺应时代潮流，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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