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满怀信心又充满困惑地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路口，亲历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全球化“地球村”，见证着想象共同体宏大叙事的纷纷消散，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合作伴随着误解，交流充斥着偏见，人们急切地想要了解他者而又忧思重重。此景凸显了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规范国际关系与交流合作中强调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要素动态调适与平衡的意义。这五项原则的动态调适与平衡在具体而微的交流与对话中得以交锋、冲突与实现，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过程民主”思维框架下提出全过程“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在当下变得愈发迫切与紧要，社会团结正在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重新部落化”中不断绵延伸展，交流对话中的矛盾与冲突直指人心，语言承载着传播主体的“姿态”，媒介叙事中的微小叙事成为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在对双方差异化的相互尊重中，感觉、情感、认知等传播在关系解构与重构中的价值与意义越发显现，对外传播在矛盾冲突中加深的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更需要在更复杂、更难以理解的场景中增进相互的包容与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要素纳入全生命周期的实现过程
在古希腊，“命运”一词被认为是一种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既外在于现实世界但也决定了现实世界。对于这神秘力量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古典哲学的几乎全部经典作品。从柏拉图的“守护神”到柏格森、怀特海强调的“生命意向性”“创造的冲动”等，都指向“命运”这一琢磨不定的神秘存在。叔本华在其《论命运》中也说：“所有上面这些称谓和说法，都是对我们正在考察的问题借助寓言、形象表达出来的看法，总的说来，除非运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最深刻、最隐秘的真理。”人类把许多偶然性的事情都归于“命运”，正是在先哲思想的引领下，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在命运的时空绵延中有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性理据。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命运”的讨论，大多是通过“天人合一”表达出来的。北宋吕蒙正曾在《命运赋》里指出，“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命运在中国哲学中既指先天所赋的本性，又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命”是与生俱来，但“运”则是随着时空转换而有所不同。
“共同体”一词与“命运”一样，同样古老，而对“共同体”的追求与向往也深深地镌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是“必要之善”。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从社会的概念中分离出来，用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具有排他性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齐格蒙特·鲍曼也总结了共同体的特点。他认为，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其次，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但“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从以上对命运和共同体的阐述中，我们知道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人类始终在追求着的温馨之所。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时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意味着多维度、全要素同时动态推进与生成，而不偏向单一维度、单一要素。这要求我们在构建命运共同体时，需要涵盖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全生命周期的实现过程。在全过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不同国家、地区会以自身的历史、语言、文化、形象、形式、形态等呈现出来，在交流对话中应以行动的达成取代空洞的口号，以具深的人心抵抗无处不在的风险，以全过程抵达共在与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人心与共识”对抗“时—空”分离中的脱域风险，不断提升自我认知与行动能力
随着数字化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和交往的纽带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域，多样化的联结使得“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面对此景，人类似乎又可以再次出发，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道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脱域的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当前，在技术与媒介的双重作用下，“时—空”愈加分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都产生了剧烈的变革，不知不觉中解构与重构着人们的观念、思维，并由此带来社会关系以及组织、法律制度的变迁。
吉登斯将“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其关怀依然是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导致在场与不在场边界的消失，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传播系统由倾向封闭走向多元开放，传者与受者的角色也可转化与互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时—空”分离中的脱域愈来愈与解域、结域和再解域连接在一起，具体场域在新媒介赋权下处于不断脱域、结域与解域的系统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直接或间接挑战着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信任越来越建构在人心之上。
建构在“人心与共识”上的信任成为风险社会的安全阀。信任的达成，更多需要个体间不断地沟通与对话，在每一次交往实践中，实现有效传播。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外部风险，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化的风险”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人为的不确定性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危险和副作用，需要人们建立起“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一方面，在政府、企业、媒体、社区和非赢利组织之间构建共同合作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内部平台；另一方面，风险的全球化也呼吁各国政府突破国界，构筑共同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和国际间的信任机制，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性风险。
风险预示着一个尚未发生、需要避免的未来。人的力量在风险社会中日益凸显，个体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企业在外发展的舆论环境是由每一个中国公民在外的形象、语言和行动共同组成，也是在具体沟通交流中不断生成的。这既提醒中国在外公民要尊重和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主动沟通交流，在了解与理解中实现有机团结；也提醒在外的以企业为主的不同的组织在重视资本、资源、人力等看得见的要素同时，关注贫富差距、利益分配、宗教文化等看不见因素的影响，重视当地民众的参与感和满足感，降低沟通风险，为中国在外发展提供良好的民间环境，将信任的达成真正落实到“人心与共识”上。共同抵抗风险，筑牢团结的基石，从脱域走向结域，以开放的心态应对各种变化，在理解和接受各种结域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的认知与行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