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应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
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电力媒介把全人类重新卷入到地球村的当下，这一表述成为我们眼前的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媒介高度发达使得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地见证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欣喜与苦难、希翼与恐惧，更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比起先人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许，更是当下责无旁贷的义务。
数字化技术使得时空边界被无限拓展，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经由媒介可以共处同一场域，实现互相交流、彼此沟通；曾经被地理隔绝的人们，借助技术可以彼此倾听、互相倾诉。然而，传播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未自然地带出这幅全人类和谐交往的图景，我们看到的媒介景观是：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不同利益群体各自为营，不同国家各自为阵，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正在席卷全球，众生喧哗中我们似乎远离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在技术拓展时空的当下需要重审目标、重思行动。在麦克卢汉看来，随着口语媒介、文字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演进，人的感知能力经历了“完整—分裂—重新完整”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也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变化。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人们重新回到了部落化的感官同步时代，个体的能动性被不断释放出来，人们的知觉、感觉、信任和情感等作用强势回归。由此共同命运之上的有机团结，既要求公开和透明，也要求基于情感和理解的认同方式的转变。
当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以往固定的渠道和模式被打破，多元主体加入其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常态，这要求不同主体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定力，要有不断平衡和校准的能力，做到审时度势，择机而动。我们要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动态平衡和适应中把握战略发展的时空关系，进行制度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现实的基础。
共同体的团结是在互动中得以实现的。所谓社会互动是“由传播和行为构成。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行动的形式：通过传播，人们不仅交换信息，也通过例如承诺、确认、拒绝、决定等相互影响，并进而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使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产生效能正是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对外传播要落到实际，需要在动态生成中相互尊重和理解，既强调主体与对象的亲密有距，也能潜于对象的情感心理，观察和领悟对外传播中的微小差异与隔阂，牢记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既分享共同的利益，也尊重不同的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对外传播是同异共生的，这意味着尊重与包容差异成为对外传播的主要特征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代替或者磨灭掉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全球化。倒不如说，正是由于多样化的文明才可能孕育出全球化的繁荣”。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逻辑，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宗教、族裔、语言、传统等文化特性仍是连接人类的重要纽带，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同依存的意识，使得不同族群存在着内在凝聚力，其精神遗产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迁、技术如何发达都依然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
多样化需要使对外传播回到具体事件与日常生活。“全球性的思维和地方性的行动”这一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的革命性口号，在当下仍然值得不断重申，它是对当前人类联系交往日益密切却更彰显出自我选择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一境况的最好概括。差异性和复杂性正是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而消失，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繁荣，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对外传播应该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案例、故事当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与繁荣，突出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承担共同“命运”首要解决的一定是共同生存的问题。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利益共享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
“重新部落化”正是社会分化的具体呈现，这是因为“互联网络全球性传播不仅仅塑造全球化，还推动了更大程度上的个体化与社会分化，这诚如小群体对互动媒介使用情形所示”。对外传播意味着将我们的倡议、看法、观点、意图传达给不断圈层化的“部落”，这时必然会遭遇与中国国情不同的当地法律、制度、风俗、文化等的抵抗。这不仅是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等权力的博弈，更是不同语言、情感、信仰的交锋，其间隐藏着更多的交流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更加凸显出基于尊重和认同基础上的理解和共享的重要性，在传播中摒弃宏大叙事，经由具体而微的沟通交流，展现共商、共建与共享的理念。
“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对外传播，要在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彼此的认同，致力于促成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
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当下，中国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不仅是市场与产品，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现实发展的智慧。此种智慧强调包容与开放思想，强调不同社会主体在交往合作时中悬置自我，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束缚，将不同的情感、意志、信念等都纳入到对彼此的感知和了解中，在构建全过程命运共同体中注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在具体现实中指向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在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彼此的认同，不断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传播技术的极大发展，未能自然地为我们带来一幅全人类“袒露心扉、畅所欲言、沟通无界”的美好图景，反而使各族群、民族、国家间的种种差异放大，随之而来的是偏狭、排挤、刻板印象的加剧。面对此种景象，每一个对外传播的主体都需重新审视与反思对外传播实践，追问尊重差异多元的对外传播如何具体实现。
当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非洲的传播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重点之一。中国以何种姿态与这些国家展开对话，交往合作考验着我们的智慧。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塑造何种形象，事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曾经批评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满以西方标准裁剪中国现实。那么当下，当中国作为话语的主导方，应把共同的利益追求视为我们处理好此种关系的有力突破点，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充分为他者的利益实现搭建平台，在携手合作中实现对外传播的目的，不重蹈西方覆辙。
“重新部落化”中，人们的感觉、知觉、情感等被唤醒，凸显出个体与自我的重要性，也彰显出日常生活和普通事件的重要性。经验的分享，需要基于讲故事人与听故事人之间的共鸣与共情。经济已日渐繁荣的我们需要对所谓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状态与行为方式进行反思。任何一篇报道、影像背后都站着鲜活的个体，他们彼此拥有不同的生命经历与体验，会编织成各具特色的情感、理性和智慧。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终达成，需要突破曾经的宏大叙事和信息叙事，转向故事叙事和生命叙事，在微小叙事中挖掘新闻背后他者的生命智慧，挖掘普通事件的重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媒介叙事不仅要重视个体的行动与改变，还要注意到感觉、情感以及情绪的重要作用，在实时和动态过程中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在注重传播效果的同时，也看重传播过程，在认知与行动中，共同促成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
由此，构建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阈的对外传播，其目的不是将我们逐渐变成了“一致”，而是在参差多样中实现不同族群、国家、地区间的多样发展，恰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通融、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应该是关于构建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能期待与实现的最好图景。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仁增卓玛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AZZ012）阶段性成果】
原文责编/孙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