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黑”，根据老百姓的经验观察，是指油灯下光线难以照亮之处，这是由于灯具本身的遮盖和遮蔽所造成的光线盲区。由此引申，权力“灯下黑”现象，是指由于权力本身的遮盖和遮蔽，导致对权力自身及其“身边人”难以监督，由此出现了“监督盲区”而造成种种“权力异化”和“公权私用”现象：执法者不遵守法律、反贪者自己贪污腐败、执纪者自己违反党纪国法、缉毒者自己藏毒贩毒等等，而且此种权力“灯下黑”现象，在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且难以消除。
在党中央不断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基本形成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权力“灯下黑”现象还屡屡发生？而且权力越集中的地方，越容易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大量案例表明，权力越大，越容易出现‘灯下黑’”[1]。这就不能仅仅用干部的作风素质来加以解释和解决，而必须从此种现象发生的体制机制上来加以梳理和辨析，以期追本溯源，从根本上消除权力“灯下黑”现象。
权力“灯下黑”问题难以监督
有权力的地方，必然会发生权力腐败，也必然会出现权力“灯下黑”问题。与直接面对社会大众的权力部门发生的腐败问题不同，权力“灯下黑”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常常发生在领导者自身及其“身边人”身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者对腐败证据难以收集；由于领导本人的权力影响及遮盖效应，监督者也往往“投鼠忌器”等。领导者的权力愈大，此种隐蔽性、信息不对称和遮盖效应就愈大，从而对权力“灯下黑”问题更加难以监督。
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对领导者自身难以监督。由于权力金字塔体制所决定，监督体制也呈现“金字塔形态”，也就是说，权力层级越高，对其的监督也越少。从近年来众多的“原省委书记”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出，省委书记作为一方要员，掌握着地方党政各路权力，对其的监督，只有在各方的举报信反复强烈地送达中央，中央派中纪委检查组来当地调查时，才能被发现和彻查。这便是长期困扰权力集中体制的“一把手监督”问题。而在“同体监督”为主要监督形式的体制内监督体系下，“一把手监督”问题和权力“灯下黑”问题还会长久存在。这在各种“原县委书记”的腐败案例中，也同样得到佐证，如果一地的县委书记，本身民主素质不高，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不力，就常常会出现老百姓所说的“土皇帝”现象。
第二，对领导者“身边人”难以监督。无论是领导的配偶及子女，还是领导的秘书和司机等，都属于领导的“身边人”。领导忙于公务而没有时间监督“身边人”，或领导疏于管教而有意无意放纵“身边人”，或领导自身腐败而同“身边人”同流合污等情况，都给领导的“身边人”利用领导权力腐败留有了通道，也给行贿者“围猎”领导“身边人”提供了空间。这便是权力“灯下黑”最为典型的“样态”，同样有大量因为领导“身边人”腐败而把领导本人“拉下水”的腐败案例。
第三，社会和民众对权力“灯下黑”问题难以监督。权力“灯下黑”问题，往往发生在领导者周围狭小而私密的空间，距离社会和老百姓较远，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信息不对称性，老百姓往往“不明就里”，更无从落实“知情权”，就算道听途说地知道一些“灯下黑”问题，往往也无从查找证据细节。这与直接面对民众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同，如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等，其很多执法过程和公共服务直接接触老百姓，老百姓能够从其公共服务中亲身感受到其优劣与否，社会和民众对其的权力行使及其腐败问题，也就能够有更多了解和监督的渠道。
权力“灯下黑”问题牵连复杂
权力“灯下黑”腐败，往往不同于其它显性权力腐败，其中牵连到各种权力关系和人身关系，所以为查处和治理带来很多障碍。
一是涉及到领导与“身边人”的关系。领导者可能疏于教育、管理，亦或串通合谋，领导者与权力“灯下黑”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领导的家属可能借着领导的权势和影响收受“礼物”，领导的秘书可能暗地里给领导传递“腐败信息”，领导的司机可能给领导约会情人“站岗放哨”，领导的“铁杆下属”可能给领导亲属安排工作等。
二是涉及到“私域”与“公域”、“私权”与“公权”的关系。由于权力“灯下黑”问题往往发生在与领导者相关的私密空间，涉及到公权私用、以公肥私、假公济私、借公利私等各种“微妙”情况：如省委书记的配偶，在书记面前常常夸奖其某个下属聪明能干（也许是暗示书记关注此人并提拔），县委书记的配偶收到其朋友送来的精美礼物（可能是需要得到书记的关照），乡镇书记的老父亲过生日收到大量乡村干部送来的礼金和礼物（也许超出了正常的人情往来的数额）等等。在中国人情社会氛围浓厚的国情下，此种“私域”与“公域”边界不清的情况大量存在，也给界定和查处权力“灯下黑”问题带来很多纠结之处。
三是涉及到道德礼俗、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等定性问题。由于权力“灯下黑”问题往往涉及到“私权”与“公权”、“私域”与“公域”等复杂关系，也就涉及到对此种问题的“定性”：权力“灯下黑”问题，是违反了道德、党纪还是国法？单位领导对其下属经常“性骚扰”（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而组织部长为了讨好领导，在没有得到领导明确指示或暗示的情况下（双方心知肚明），从而把领导情人尽快提拔和重用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至于以前常常发生的领导的司机，利用公车接送领导孩子上学，接送领导的父母到医院看病，接送领导的情人与领导“幽会”等等，都涉及此类复杂的权力“灯下黑”定性问题。要查处和治理权力“灯下黑”问题，这种“定性难”也是一种棘手的难题。
权力“灯下黑”问题查处困难
由于大量的权力“灯下黑”问题，涉案人员错综复杂，案情细节深藏隐秘，案情定性疑惑难断，从而也导致对此类问题的查处困难重重。
一是对领导者本人的查处困难。权力“灯下黑”问题，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领导者本人，无论是领导者本人的腐败问题，还是领导“身边人”的腐败问题，对领导者查处，都是一个地方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当地的“一把手”来说（如县委书记），领导的“身边人”往往牵连其中却不会被告发，县级的纪检监察部门也许了解一些案情但不敢查处，省级纪检监察部门有权力查处但往往“鞭长莫及”。所以，对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查处，大多都是本地的越级上访或告状信惊动上级领导，由上级部门（如省级纪检监察部门）来亲自查处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但这往往是到了案情闹得纷纷扬扬、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至于日常政治活动中对领导者的“灯下黑”问题的监督查处，则往往流于形式而难有遏制实效。
二是对领导“身边人”的查处困难。由于领导者巨大权力及其权力效应的存在，对领导“身边人”的查处，自然也得“小心翼翼”“投鼠忌器”：首先，要查处领导的“身边人”，至少需要给领导“打个招呼”。其次，领导不同意查处的话，自然也就很难进一步查处下去了。还有，万一对领导“身边人”的查处，牵扯到了领导本人怎么办？所以，对于权力“灯下黑”问题，涉及到了领导者“身边人”的时候，当地的监督部门也往往会更加谨慎，甚至更甚于对领导者本人的查处。从大量关于权力“灯下黑”的案例报道中，也可以看出基本的规律：往往是涉案的当地领导被查处后，才牵扯出其后的“身边人”腐败问题，而相反查处的情况则很少。
三是权力“灯下黑”问题的定性难，也影响到对其的查处难。如上述案例，在县委书记没有指示或暗示的情况下，县委组织部长为了讨好县委书记，心照不宣地把“领导的情人”很快地连级提拔和重用。此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县委书记的道德有问题吗？谁来提醒和查处？组织部长作为领导的“亲信”，为领导暗中“办事”，是违反了道德还是党纪？在县委书记没有因腐败问题而查处的情况下，这一切情况自然也“相安无事”，然而一旦县委书记“倒了”，又会牵扯到这一系列的“灯下黑”问题：包养情人涉及道德和党纪，滥用权力涉及党纪和国法，受贿腐败同样涉及党纪和国法。一切似乎都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在县委书记没有被彻底清查处理以前，这一切权力“灯下黑”问题，又都是“没有存在”的、是“不明不白”的。可以发现，很多权力腐败者，在没有被彻查处理之前，都没有“男女关系”问题，而一旦被查处，案情通报中却基本都有“男女关系”问题。这同样说明了，权力“灯下黑”案情中，很多问题的模糊隐秘和性质边界都是很难确定的，由此在问题没有彻底暴露和被查处时，也是很难加以制止和清除的。
靠民主法治双重压力消除权力“灯下黑”
权力“灯下黑”问题，是领导者个人素质道德问题，更是监督体制的制度完善问题，是人情社会的礼俗文化问题，更是民主社会的制度建设问题。从制度建设的逻辑来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权力者对谁负责，权力运行是否公开透明，广大人民能否对公共事务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力，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否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是否被关进了法治的制度笼子。“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首先必须自身坚决地遵守规则，而“规则自适”仅靠有权者的自律和道德口号，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民主法治的双重压力，靠自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相向合力，也就是说，只有靠民主法治的制度力量，才有可能长久消除权力“灯下黑”现象。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注释
[1]《习近平论党内监督：权力越大，越容易出现“灯下黑”》，人民网，2016年9月30日。
责编：蔡圣楠 / 臧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