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了中国难得的崛起、发展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要防止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从内部、外部、内外结合部产生的各种“稳态失衡的系统性风险”，可在推进和实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艰苦卓绝的大方略中去化解，运用“利益相关、风险分摊”的大智慧，遵循“以和为贵”的透彻法则，同时在内建立“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的人文环境”，多方位谋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华民族 颠覆性风险挑战 民族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也可以说是一个动态平衡、巨大无比的“生命的稳态”工程，要防止从内部、从外部、从内外结合部产生的各种“稳态失衡的系统性风险”。
保持稳态是“生命的法则”，但稳态乃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存在形式，不断打破稳态的风险，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看见没看见，它就在那里，它总在那里，乃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存在形式。我们只能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调节，在自身内部环境与外部的互动中不断适应，才能实现稳态，保持稳态。
这种风险又属于一种高级别的“颠覆性风险”。它是不会一晃而过的，是要一浪接一浪地“扑过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勿谓言之不预”的，否则何以要标志为最高级别的风险！否则何以有颠覆14亿人民伟业的危险！它有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只要众志成城，尚可“挽狂澜于既倒”；有时虽只现蛛丝马迹，却也会如“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要说麻痹大意，哪怕只是一时疏忽就可能错过时机，就只能付出更为沉重甚至更为惨痛的代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作为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为使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因为没有应对好“颠覆性风险”而栽了跟斗甚至被“颠覆”，我们何颜告慰先烈先贤，我们何以面对后世后人？
要防止“站起来”仍然面临的“颠覆性风险”
站起来，仍然面临“系统性风险”。我们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一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就注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百年的发展进步，一定要殚精竭虑、内稳边安，防止“分化”。
为什么上世纪末以来，消沉一段的“藏独”“疆独”“台独”又特别突出起来，连“港独”都跑上来凑热闹？为什么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分裂主义在近些年呈现一个增长态势？主要是因为西方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需要，对中国的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等空前热烈地关心起来。
西藏、新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就成了西方要特别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有如“庖丁解牛”，紧接着的，就是整个苏联的解体。西方如此支持“藏独”“东突”“台独”，如此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又来插手“香港问题”，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周边纷扰陷阱”，归结起来大都是美国在周边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布的“雷”、挖的“坑”。无论什么样的陷阱，我们总能看到后面的黑手和阴影。现在他们是手忙脚乱、全面出击，打贸易战中混杂科技战，还想打金融战，又不遗余力地在我周边国家挑拨离间，忙不迭地在我南海、东海生事，不间断地派军舰在我们家门口“自由航行”，还公然为“台独”打气，为“藏独”“ 疆独”招魂，为“港独”“港闹”煽风，千方百计要挑起我周边纷扰、制造种种陷阱，意在陷我穷于应对、乱了方寸之地，阻滞、延缓我快速发展，甚至企图伺机对中国再来一次“庖丁解牛”。
要防止“富起来”进程中内部可能产生的“颠覆性风险”
富起来，我们理直气壮。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如一言以蔽之就是，14亿中国人要“富起来”！富起来，就要搞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呼唤和遵守道德。我们搞市场经济，也会面临“富起来”后的这个难题。如果不去正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难题，如果不经意间搞得金钱至上、诚信尽失、劣币驱除良币，乃至腐败丛生、积重难返，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就难以为继，社会就会积累不满乃至引发动乱，以至“颠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曾有言：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富起来”的诉求，把“资本”增长的冲动，与“勤劳”“诚信”“节俭”“不害人、坑人”的仁德建构成功嵌合，激发勤劳致富、不断创新的活力，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机制，促进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在我们“富起来”过程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大课题。
今天，我们正在理直气壮地走向“富起来”，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实实在在地“富起来”。尤其是跳出“均贫富”的困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卓有成效地“富起来”。14亿人走向“富起来”的图景如此波澜壮阔，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是只去“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当然应该有，也必须会有我们实实在在的、清晰管用的“市场伦理、致富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是悖论，也蕴含着调节“生命稳态”的规律，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我们党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是一场历史考验。从领导和驾驭计划经济到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也是一场历史考验。各级党员干部从以清贫为本色与人民群众同患难，到以致富为追求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更是一场历史考验。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从宏观调控到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推进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全面参与市场经济，又必须防止市场经济负面的诱惑和腐蚀。如何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业已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只有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和“致富伦理”。这决定了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需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需要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总之，一步步“富起来”的过程中，要考虑“二律背反”与贫富差距结构性的存在。更需要看到，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我们应该努力，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建立“君子厚德以载市场的人文环境”。
要防止“强起来”进程中外部可能遭遇的“颠覆性风险”
强起来，道理很明确，不强就站不住，不强就站不稳，甚至还会重新倒下。中国给自己强起来设定的“规定动作”，是强起来在世界上也永不当头、不称霸，始终致力于建设稳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的是和平崛起。着眼点是“开放的世界”。开放意味着多样化人类活动以及多种文化的相互尊重，这与坚持中国特色并不矛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就是14亿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无论如何飞跃，我们只能在同一个地球上飞跃，只能在全人类之中飞跃。我们不可能像塞伦盖蒂草原的角马那样去大迁徙，不可能到其他星球上去飞跃。如果发生可以颠覆14亿人复兴伟业的风险，那必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大灾难、大风险。如果实现了14亿人复兴的伟业，也应当并必然给全人类的和平、发展、福祉带来大贡献、大进步。
当今世界说得最多的，莫过于“修昔底德陷阱”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和美国不必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只能是零和博弈，最终难免一战。
“修昔底德陷阱”论，是与“生命的法则”相对立的伪法则、伪理论。我们可以不信，但不能不防别人传。正如病毒的危险在于可以不断增强传染性，“人传人，传死人”。政治病毒的危险，也在其传染性，人云亦云，人传亦传，同样是“人传人，传死人”。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很多人深信“修昔底德陷阱”论。习近平主席曾向世界疾呼，“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今天，在“硬实力”“软实力”之说后，美国又说唯他们才有“巧实力”，而中国只是“锐实力”。我们不妨来个新提法——“暖实力”。经历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灾难的“寒冬”，不必言谁“巧”谁“锐”，全球都会看到，究竟谁才有“暖实力”。疫情是全球性危机，不应是全球化危机。未来中国要做的，是进一步争取全球化信任，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暖实力”。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的，要“让美国重新伟大”，继续发达；发展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快速发展。两大国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只能相向而行，不可迎头相撞。如果发达的总想遏制发展的，天下只许我发达，不容人发展，只能自找麻烦，徒增烦恼。如果发展的总是与发达的对着较劲，闷着头生气，也会引来麻烦，徒增干扰。
发达的，要有那么一点“包容性增长”的胸怀；发展的，要有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定力。地球只有一个，你要发达，我要发展，当然难免竞争。但竞争中还要合作，还要控制竞争、发展合作。竞争，不是固守冷战思维，不是去支持和加剧各种形式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从中谋利，不是在病毒来袭时先忙着“甩锅”“病急不投医”“狗急乱咬人”，而是总能够“以和为贵”，在对抗加剧时也能以实力避免，缓解对抗，在对抗不断时也能致力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寻求合作。
一边是唯我优先到处“退群”搞单干，一边是我谋复兴也求“共赢”一起干。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新旧秩序在转换，很大程度要看这两个体量最大的国家怎么干。无论大国怎么干，都要小心来自塞伦盖蒂草原的“关键物种法则、影响力法则、竞争法则、体量法则、密度法则、迁徙法则”，莫惹“天谴”。
我们是在走向全球化的新秩序、新潮流中崛起，在与全世界、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新天地中复兴，这就出现了必须面对“非对称风险”的新挑战、新难题。如果光是中国一家来对付，就叫作“非对称风险”。我们不能只按“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出牌，独揽风险，而要以“提高自己健康演进的几率，避免系统性毁灭”的理性，共担风险；还要按照“利益攸关”的原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在国际上也“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对抗“非对称风险”。
按照塞伦盖蒂草原的“关键物种法则、影响力法则、竞争法则、体量法则”，中美之间的博弈必然充满“非对称风险”。对美而言，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且精明强干的挑战者，但也有自身的局限，“老大”的“磨刀霍霍”之声可闻。今天的中国，不当头，也不会做附庸。不当“老大”，也不是“老二”。不惹谁，也不怕谁。不会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14亿人民根本利益的苦果。既然风险是非对称的，就应用非对称的办法去应对：经济实力的非对称，把我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好，是最好的应对之策；科学技术的非对称，关键技术买不来，要像“两弹一星”一样，牢牢把科技命脉握在自己手中；军事力量非对称，毛泽东军事思想讲得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劣胜优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战略格局的非对称，美国有盟友，我们不结盟，“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大道，你拉“富家子弟”，我靠“穷朋友、小朋友”，照样撑起一片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然要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尽力尽责，携手同行；但也当然要量力而行，承担自己应该且能够承担的国际义务；更要韬光养晦，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更为协调、平衡、可持续地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是透彻的法则，“上善若水”有深刻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要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天地万物人我一体，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人可以认识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谋生存、求发展；人不能破坏自然，有的古文明由盛而衰，就是对自然肆意开发和掠夺导致自然惩罚人类，酿成文明悲剧。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国之相交相好、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中国文化主张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人们和睦相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就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贫穷与落后，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可以说，“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的“稳态”中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上善若水、美而趋之。“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和为贵”，去“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仅要继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立足于更基础、更深厚、更广泛的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立足于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斗争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结合而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与时俱新、与时永在的新境界。
世界日益全球化、多极化，给了我们难得的崛起、发展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防止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颠覆性风险”，可以在推进和实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艰苦卓绝的大方略中去化解。运用“利益相关、风险分摊”的大智慧，谋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