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内的、国际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重启经济的重点是重启“来来往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来自于一些重大事件，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第二个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给人类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机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人类的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全球化已经达到有史以来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时候，当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高度依赖来来往往时，发生了突发的冲击：一个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贸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个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群大规模隔离，国和国、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其实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旦受到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难以想象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时，应该高度重视，在重启经济过程中，把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因为“互联互通”对经济的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来来往往”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在来来往往的过程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古代、和早期人类有很大差异。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交换生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仔细观察各个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要为人民、为因为疫情隔离起来的人民的物质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也要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来来往往”要打大算盘，主动向更远地方开放，提供更多服务
在来来往往当中都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
什么是大算盘呢？从经验来看，就是主动给其他地区、其他人提供服务，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接近100万亿，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1933万亿。这肯定不只是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海人、上海企业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这1933万亿的金融交易总额，不仅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业的储蓄，这个资金来源于全国各地、方方面面，部分来自于境外。
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多样性
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增长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别人提供的东西多。曼哈顿城只有60平方公里，可是我国的企业阿里要跑到纽约去上市。因为纽约能给出非常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资金量不是纽约人的储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资金。这个经济规律就是，你给别人的东西越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汇集。
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提招商引资，但是要想好招来干什么。招商引资不是招来了关起门来为自己服务，而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更广大的市场来提供服务，最好是为全球服务。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能够提供给更广大的客户、更广阔的市场，这个地区就越发达，越可能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我们有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经济带、一体化，比如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构造另一个城市圈，另外一个层级或经济圈、经济带，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间的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多样性。
高水平“来来往往”的实质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当然，仅仅长三角地区高水平的来来往往，还不够，还要有更大发展。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一折腾，国内国际都对全球化产生很重的阴影，全球化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重回过去的水平或是超过这个水平？有很多不同看法。
我的观点是，全球化从来都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一个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访问华为，华为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国政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国在遏制华为，尤其不是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你是它的大客户，它为什么要遏制你？它的芯片卖给你，它才能赚钱。遏制华为，是少部分人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选战利益，或是意识形态、国家战略的考虑，才设置的障碍。
美国的产业界和企业界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去年5月他们给的信号是，华为供货商的律师和华为的律师一起来研究怎么越过美国商务部设置的障碍，他们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凭关税涨到让生意中断呢？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宣布涨了25%的税，或者涨了75%的税，就老老实实交税或者干脆不做这个生意了。
浙江台州一家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观察到现在。它是做塑料产品的，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刀叉和吸管类塑料制品。长期的商业经验证明，吸管从中国生产，再运到美国去很不划算，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去年11月份，他们在墨西哥又开了个厂。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收高关税，但美墨之间是有低关税协定的。中国公司可以到墨西哥边境去生产，然后运到美国市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也设了一个厂，因为快餐配套产品全世界都需要。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只适合在中国作战、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产品和服务为全球消费者、为全球客户服务吗？
还有一个企业，我听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德国。要知道，德国是号称“工作母机之家”的国家。疫情期间他们派了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这跟当年华为在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家的战略选择，证明中国企业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
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而且美国也不仅仅只有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应该尽收眼底。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的、国际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作者为北大博雅资深教授、北大国发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