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日本而言，明治维新开启的西方化进程，从根本上来讲需要与本国历史文化相调和、相适应，而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而言，从道德的层面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开启了一扇通向真理之门，也意味着开启了一扇通向救赎之门；对于亚洲而言，明治维新遵循的对外交往模式破坏本地区的合作和进步，而不是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其结局值得深思；对于中国而言，明治维新乃至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足资借鉴，常看常新。
【关键词】明治维新 西方化 道德评价 亚洲 他山之石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1.012
150多年前，也就是1868年的9月8日，日本天皇改年号为明治。这是名义上的改变。在此之前，当年1月3日，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君临天下，德川幕府的统治成为历史。这是实质上的改变。所谓的明治维新，就此起航。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评价，但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改变了亚洲，当无异议。自此之后，日本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亚洲的历史随之也进入了新的纪元。
明治维新的意义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被认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的日本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大概只能用“乱象丛生、百废待兴”来形容。十多年之后，“明治维新”这个词语才出现在日本人的话语中。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对明治维新有所关心和耳闻的一些清末官僚则冷嘲热讽，不屑一顾。不同的时空背景，必然带来不同的感悟和思考。常看常新，这大概就是今天讨论明治维新的意义之所在。
西方化的迷思
所谓的明治维新，一言以蔽之，其核心就是西方化。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其西方化是一个不断走向纵深的过程。大致说来，其经历了如下的历史阶段：德川幕府末期的改革拉开序幕，明治时期迅速发展，大正时期进一步升级，而昭和前期则发生异化并随之崩溃。战后重新起步，开始了新一轮的西方化进程，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化进程。
明治维新的本质是使日本改变了发展方向，从此其国家形态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并且是与原来有着本质不同的维度。如此，我们看到，日本和周边国家的竞争就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了。虽然中国幅员如此辽阔，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但似乎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证据。也正是拜明治维新所赐，日本一招先，招招先。其他国家追赶日本，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以今天来看，日本的生活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秩序、科技能力等依然领先亚洲。
不过，日本的西方化并非一帆风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实际上，西方文明的本土化过程才是关键。北京大学宋成有先生认为明治维新的调整期，是其成功的关键。他指出：“将日本引入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期布局，是1868～1878年明治政府全面移植欧美文明，破旧立新。但布局最终实现，即成功的关键，是1879～1889年明治政府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改革政策，并因此走出困境，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化。”[1]这样的规律，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亦有印证。大正时代，西方化掀起高潮，所谓的“大正民主运动”影响深远。其结果，就是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普选的实施。但是，这样的成果并不稳固。与明治维新时期不同的是，其后相关的政策调整并不成功。日本以侵略扩张来应对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走上了歧途，犯下了颠覆性错误，最终以战败收场。可以说，一场侵略战争将大正时期的民主成果全部吞噬。所以，西方化能否最终成功，能否在日本扎根，端赖于其本土化的调整是否到位。
战后的日本则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是对法西斯的报应，战后的日本被美国控制。巨大的失败严重打击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历代的日本政府，只要听到美国这个词，立刻直立不动，大脑一片空白，进入判断能力缺失的状态”。[2]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实际上，同样是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在美军基地问题上，德国、意大利都有着更多的自主权。而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则像国中之国，当地民众备受美军的祸害和欺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德意两国坚持不懈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与美国谈判和交涉，而日本则不敢越雷池半步，对美国唯唯诺诺。
不仅是政府，一些学界精英有过之而不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非人的罪行。在对此反思的时候，一些严肃的学者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即这是因为日本的西方化不够彻底。某位学者指出，“旧日本陆军精英都是一些仅仅学会了欧洲文明中技术层面内容的技术官僚”，而“日本人不太关心西欧文明建立起来的原理、人文主义或者说道德”。[3]将日本战争罪行的原因归之于此，令人愕然。不能允许屠杀和犯罪，难道不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法则吗？
幸运的是，现在开始有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呼吁“日本人一定不要继续依赖美国，而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用自己的双腿站立”。[4]这句话的意思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今日本尚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可以说，战后日本的美国化成功不成功，尚难判断；只有其通过自主性的思考和努力，将美国的一些制度、文化很好地与自身的传统结合，并使之扎下根来，日本战后的历史进程才能够告一段落。
道德评判的来临
2018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日本对明治维新的反思之年。
日本政府依然大张旗鼓地宣传明治维新的丰功伟绩，以及为国家带来的辉煌和荣耀。但是，也有一些作者勇敢地站出来，痛揭明治维新的伤疤，毫不留情地批评其阴暗面。
例如，原田伊织，这个不是科班出身、甚至被讽刺为“来路不明”的历史题材作家，却大放异彩。他的著作《明治维新的错误——消灭了日本的吉田松荫和长州恐怖分子》《大西乡的虚像》等，十分畅销，甚至令学院派的历史学者羡慕嫉妒恨，心中五味杂陈。
他指出了所谓的维新“志士”的一系列恶行：萨摩藩的“赤报队”为了挑衅幕府，在江户纵火、偷盗、强奸、杀人，暴力行为无所不用其极；长州藩策划政变，甚至不惜炮击天皇“御所”；被视为维新英雄的高山晋作火烧英国公使馆，暗杀英国公使，等等。而吉田松荫，这位明治维新的“先驱”，则被贬为思想“极其幼稚”。他说，吉田的思想，侵略扩张而已也：开拓北海道，占领琉球，使朝鲜臣属，并且领有满洲、台湾、菲律宾。另一位畅销书作者半藤一利认为，明治维新150周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因为当时的萨摩藩、长州藩，实际上就是“暴力集团”。
上述观点和立场丰富了明治维新的相关讨论。日本一贯缺乏对权威的批判精神。一百多年来，日本官方的明治维新观，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社会中兴起的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来审视和评判明治维新。
日本历史最为推崇的是实力原则，即成王败寇。明治维新的正统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史观。日本国内出现的重新评价明治维新之风，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上来认识。在观察明治维新的时候，有必要对当事者的道德品质加以审视。虽然有的作者用了“恐怖主义者”这样夸张的词语，但似乎说明了明治维新在道德上的瑕疵。这表明，日本国内关于明治维新的历史评价更客观、更均衡了。
道德原则也是日本近代史极其缺乏的元素。近些年来，日本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反思日本近代史，反思日本何以勃兴之后突然灭亡。有人认为，日本领导人罔顾世界大势，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完全脱离现实；有人认为，日本上下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在战争中不能正确对待对手；有人认为，日本的军队教育出了问题，军队领导人只会纸上谈兵；还有人认为，日本的统帅体制出了问题，以下克上、独断专行屡禁不止。实际上，细细究之，这些反思都是出于技术层面，带着悔恨而不甘的情绪。可以说，其触及皮毛，未涉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日本的国家战略缺乏道德约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道德约束，完全以利益来决定相关政策，就容易走上极端暴虐、极端危险、极其疯狂的道路。
只有从道德的高度去反思日本近代史，日本才能认清自己历史上的所作所为，真正告别过去，凤凰涅槃。
日本和亚洲的命运
明治维新之后不久，一个问题就摆在日本领导者面前：日本如何定位自己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就当时而言，日本有三个选项。其一，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以自身的强大来给其他国家做出示范。这是所谓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二，和其他国家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共同抵御西方的侵略，并在可能的程度上，援助、促进其他国家效仿自己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其三，利用弱小的周边国家，通过榨取它们来发展自己。这是所谓的以邻为壑。
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几乎是没有迟疑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873年，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乡隆盛等力主侵略朝鲜，几乎成真；1874年，日本又以琉球岛民遇害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显然，日本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其对外交往的基本模式。
日本近代化稍有成绩之后，念兹在兹的不是帮助亚洲，团结亚洲，而是统治亚洲。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自以为跻身一等国行列，便做起了“君临亚洲”的黄粱美梦。据说，1905年的时候，西奥·罗斯福声言：“仔细考察东洋的形势，可以发现，可以称为国家、具有独立力量的只有日本。中国、朝鲜、波斯、暹罗以及其他地区，还不是独立国家，也不具有独立的力量。因此，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统帅其他国家致力于各国的独立，显得十分迫切。”并且还补充道：“西起苏伊士运河，东到勘察加半岛，就是亚洲门罗主义的范围，欧美人不得染指。”[5]这样的史料几乎可以肯定是日本人的伪造，体现了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遗憾的是，有的日本学者看到这个材料，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这不是美国邀请日本来领导亚洲吗？如此，日本当年占领和统治亚洲岂不名正言顺了？但是，细细琢磨，就会明白即便罗斯福说过这话，又能怎么样呢？所谓厚德载物，日本的德行配不上这样的位置。其结果，必然就是“德不配位，必有余殃”。
日本是一个志向远大的民族，有着诸多的优秀品格，但是其过度的自私毁了自己。日本近代曾经提出过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口头上是亚洲各国团结御侮，实质上却成了日本侵略邻国的遮羞布，其后，更是发展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对于其他国家的近代化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也是作为其控制其他国家的借口和抓手。日本政界、军界、舆论界每每宣扬其不断膨胀的所谓生命线、利益线，殊不知，自己的生命线、利益线已经将其他国家的生命线、利益线压缩得几近于无。近代日本发展的轨迹充分表明：过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必然会损害自身的利益。
过度的自私自利衍生出的就是不平等的国家观。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构想，将世界各国分为三六九等，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强者奴颜婢膝，对弱者不屑一顾。这样的国策，既是日本历史上等级身份制的倒影，也是西方弱肉强食逻辑的病态体现。这样的行为，逆历史潮流，反近代精神，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只会激起他们的疏远和反抗。
过度的自私自利衍生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迷信武力。其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时，专横跋扈，一言不合，则兵戈相向。“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日本近代尚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方面，造成被侵略国的反感和反抗；另一方面，也造成本国发展的畸形。显然，二战期间日本众叛亲离的国际环境是自己一手造成，日本综合国力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也是自己穷兵黩武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煞有介事地提出要进行“宣传战”。宣传战的目的是争取对象国的认同和顺从，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为什么对于要争取的对象，反而格外暴虐、格外残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其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事实表明其宣传战不堪一击，成了笑柄。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趋势是由分到合的话，历史曾经给了日本一个机会：明治维新使日本获得了引领亚洲的契机，以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机缘。但日本缺乏道德底蕴和格局胸襟，走上了歧途。
中国的“他山之石”
对于中国来说，明治维新是永远的他山之石。当然，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历程一直是中国的他山之石。
对于日本，中国需要学习、借鉴并作为参考的地方很多。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发展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头。鉴于相对较近的时空距离，鉴于文化和人种上的亲近感，中国人更喜欢从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寻找自己的灵感和定位。证诸历史，许多历史阶段乃至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困难，都是日本出现在前，中国继之在后。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则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日本有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中国也以更大的规模走上了同样的历程；日本曾出现房地产泡沫，中国也在警惕地谈论这个问题。当然，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更是为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一部鲜活的教材。
中国从日美贸易摩擦中汲取了很多启发和经验教训。当年，一般情况下，贸易摩擦的结局都是日本妥协退让，主动限制出口。简单来说，其利弊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日本由此保住了日美关系这个大局。鉴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整体上日本经济依然从对美交往中获益。日美关系破裂的代价是日本不能承受的。第二，日本在自我约束出口的同时，挖掘内部潜力，加大技术创新，倒逼产业升级，相关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6]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日本人将坏事变成了好事。第三，从短期而言，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妥协带来了利益上的损失。从长期而言，日本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无法彰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日本没有释放清晰的信号，表达明确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日本只能苟活在美国的阴影中，虽然也比较滋润，却无法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作为一面镜子，也警醒着我们。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真心实意地向日本学习，赴日留学一时成为潮流。但让中国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邻国却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肆意进行压迫和掠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人对日本的以强凌弱充满了义愤；另一方面，中国自觉地把日本的所作所为作为反面教材，自觉地与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了切割。当日本战败的时候，中国提出“以德报怨”，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集中体现。
同时，日本的现状需要关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日本追赶欧美，中国追赶日本。日本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它的发展目标没有了，因为美国不是它敢超越的。正如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坂上的云》所描写的那样，日本爬上山岗，却不知所措了。很明显，今天的日本还是被动地应付各种眼前的事态，至于这个国家要往哪里去，依然没有答案。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至少从心理上跨过了一道坎。后来，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明确的愿景和梦想。有梦想，就会分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判断取舍与得失，从而以坚实的脚步，朝着目标前行。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接近尾声。自明治维新以来，无论是日本历史、亚洲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经历了跌宕起伏、沧桑巨变。1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但是它却见证了不同民族的兴衰成败，荣辱得失，令人感慨万千。在今天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回望150年的滚滚潮流，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审视别人，检讨历史，展望未来。
注释
[1]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第108页。
[2]［日］池澤夏樹：《（終わりと始まり）米国への“異様なる奴隷” 主体的な思想なき政府》，《朝日新聞》夕刊，2018年5月2日。
[3]［日］半藤一利、秦郁彦、保阪正康、井上亮：《＜BC級裁判＞を読む》，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0年，第448頁。
[4]［日］大内悟史：《“戦後の国体”対米従属は限界に 政治学者·白井聡さん“国体論 菊と星条旗”》，《朝日新聞》夕刊，2018年5月16日。
[5]［日］半藤一利：《日露戦争史3》，平凡社，2014年，第324頁。
[6]参考马文秀：《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The Meiji Restoration amid the World Historical Trend
Zhang Yuebin
Abstract: For Japan, its Westernization process initiated by the Meiji Restoration needs to coordinate and adapt to its own history and culture, but this process is still far from ending. In terms of the study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evaluating this historical ev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means to open a door to truth and salvation. For Asia, the pattern of foreign relations followed by the Meiji Restoration undermine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gress rather than seek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the outcome merits thinking. For China, it should ofte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even Japan’s history since the modern times.
Keywords: Meiji Restoration, Westernization, moral evaluation, Asia, lesson of other nations
张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主要著作有《田中角荣与战后日本政治》、《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与东亚》（合著）等。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