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新闻专业主义自居、标榜所谓“客观性”“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科学判断视而不见，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颠倒是非的论断博人眼球，达到政治目的，充分揭示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报道”的本质。对此，我国新闻文化须守正固本，着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打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仗。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与政治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新闻专业主义自居、标榜“超越党派，不畏强权，不徇人情，利益无涉”的西方媒体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科学判断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颠倒是非的论断博人眼球，除丹麦媒体侮辱中国国旗、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播要求中国道歉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报道外，一些以所谓专业主义著称的新闻媒体，也加入污名化的“大军”之中。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所谓“客观性”其实是“双重标准”
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媒体专业化的概念，认为新闻的职能应该被视为一种为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公共服务，这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新闻“客观性”历来被媒体自我标榜为最重要的专业素养之一，而媒介常常只能用“对客观的叙述”来代替客观本身。法国知名学者斯蒂格勒指出，“事件本身”和“对事件的叙述”是很不同的，事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事件的叙述则是人为叙述，无法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这也导致人们无法分辨真相本身和被制造出来的“事实真相”。新闻专业主义本身虽然标榜所谓“客观性”，但维系这种“客观性”的并非新闻专业主义之规范，而是充满着商业逻辑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由此可见，客观性本身并不客观。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认为，关于新闻重要性的判断中必然包含被主体精英认可的国家价值观念，所以新闻行业产出有关国家及政治团体偏向性的报道是不可避免的，价值渗透和价值摒弃如影随形，都通过选择自己认同的故事来表现所谓“客观中立”的价值观念。在西方新闻发展史中，政治和新闻从来都无法分离，两者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隐形关系”。此外，新闻媒体既是社会公器，又是商业机器；既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又是独立的利益集团；既被打压，又享有特权。新闻媒体这种“两面性”导致新闻客观性很难实现。2003年5月，美国新闻界爆出“杰森·布莱尔事件”，堪比新闻界的“水门事件”。事件缘由是曾被盛赞为《纽约时报》“后起之秀”的记者杰森·布莱尔被发现在2002年至2003年共73篇新闻报道中，至少有36篇作品“存在各种杜撰、抄袭和剽窃问题”。这使得拥有152年历史并在世界新闻界享有盛誉的《纽约时报》蒙羞，成为其历史最大丑闻。正如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杰森·布莱尔事件”只是美国新闻丑闻“冰山的一角”。
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媒体的“两面性”滋生了西方有关中国抗击疫情的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先驱太阳报》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直到一周后澳大利亚总理等政客才对该报进行了谴责。德国和法国一些主要出版物对新冠肺炎的报道公然充斥着种族歧视。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但《华尔街日报》却一直推诿与搪塞。在中方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借此频频发表言论抹黑中国。美国《纽约时报》连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推文，点评中国封城“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意大利封城则是“冒着经济风险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两条信息发布时间仅相隔20分钟，同样是“封城”，意大利就是“崇高的”，而中国就是“反人权”？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的表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所谓“新闻自由”其实是“选择性报道”
西方往往将媒体标榜为“社会公器”“第四权力”，鼓吹绝对的“新闻自由”。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西方媒体早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运行、价值观输出甚至干涉他国事务的重要工具。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所谓“新闻自由”实则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政府对媒体的影响。美国政府与其新闻机构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是美国各利益集团拉拢的对象，甚至能左右美国政坛的风向。美国政府多年前就对此“早有准备”，组成了一套包括新闻署在内的强大系统，由美国白宫新闻局和总统新闻办公室共同负责“选择性”地管制新闻生产并主导日常新闻工作。尽管西方存在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和机构，但政府对新闻业的绝对控制始终存在，只不过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其次，资本对媒体的影响。美国新闻集团大多为私人拥有，金融和商业巨头等国家利益集团始终操纵着这些主流新闻机构，美国著名三大广播公司CBS、NBC、ABC背后的“金主”决定了全美国观众每天可以看到什么新闻内容。最后，新闻工作者的“失律”。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内核是“利益至上”“利己主义”，社会责任这种冠冕堂皇的“追求”必然排在商业利益之后，当政治集团、商业财团的需求与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冲突时，后者无论是在权力的驱使下，还是在利益的诱惑下，都会听命于前者。
以上三点原因导致选择性报道在西方新闻业中越来越普遍，这种对新闻的“选择性忽视”集中体现在2016年美国的“民主之春”运动中。“民主之春”抗议者对利益集团操控政治进行控诉，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此蔚为壮观的游行示威，CNN等美国主流媒体竟“视而不见”，可见在西方媒体报道中“政治正确”的大概模样。同时，美国新闻业的“煽情性”报道问题日益严重。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显然是一幕“将博眼球进行到底”的大戏，新闻媒体报道的原则不是社会整体价值和利益，而是根据其标新立异的程度来决定是否予以报道。各位候选人相互“大爆”对方私生活的“黑料”，甚至互相谩骂，新闻媒体则以标榜“新闻自由”推波助澜进行传播。西方新闻业的选择性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为我们反思西方新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我国新闻实践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文化。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曾讲：“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这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人的职业底色。中国特色的新闻文化正是由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共同影响下而形成的。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根本上是中国文化在新闻工作者身上的一种投射，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抑或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社会责任感，都是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说：“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必须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同时，正确政治方向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灯塔。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关键在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着力增强工作针对性，掌握工作主动权；着力推动融合发展，巩固和拓展党的新闻舆论阵地；着力把握好时度效，提升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影响力；着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打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仗。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文化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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