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的种族主义事件，引发了全美抗议浪潮。这一现象背后，大众对社会的监督职能在网络的助力下被强化，美国主流媒体对事实进行搜证和追问，加强了事件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网络算法在竭力满足大众独特需求的同时，也助长了个体的独特偏好，让个体接触到的信息趋于极端化、片面化。
【关键词】弗洛伊德事件 议题设置 网络算法 集合现象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全美多地的抗议和骚乱，美国部分城市也因此采取了宵禁政策。这不仅是一起暴力冲突事件，其根源在于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从传播学的视域看，这起事件更是一种传播学现象，与美国的自身因素、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当下的特殊节点相关。换句话说，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借由这个特殊的导火索，在时代“助燃剂”下被迅速点燃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从“时代”和“时机”入手，深入思考为什么这起事件会引发巨大轰动？为什么一名有色人种所呐喊的“我不能呼吸”，会使得整个美国“无法呼吸”？
网络时代——无处不在的“空气”
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网络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起事件最先被数位路人进行了多角度、多时段的拍摄，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条证据链，从而成为引发全美游行示威的重要源点。今天，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搜寻者和取证者，在网络时代的“空气”中自由呼吸，又在网络时代的“赋能”下成为媒体本身。或许可以说，此时虚拟世界中的大众形成了一个强大集体，给美国社会的顽疾以一记“重拳”。可见，大众对社会的监督职能在网络的助力下被强化，网络成为公民手中强有力的武器。
网络时代的“匿名性”使一些信息给大众带来了躁动的、极具蔓延性的情绪，这一特质加速形成了大众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旧有的，也可能是步入新的时代所产生的。面对这些问题，要立足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处理。
政府部门与权威媒体——全时敏感的“咽喉”
网络时代，信息的爆炸式生产和裂变式传播促使人们在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也让信息变得复杂，人们或许比任何一个时代下的群体都显得“全知”，也更显得“无知”。在“大众麦克风”的时代，政府部门与权威媒体在稳定社会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众议题设置”理论中，强调了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即“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道内容的方向及数量，对一个议题进行强调。在媒体上被强调的议题，与受众心目中所认知的重要议题，有显著的关联，而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如今，大众传播媒介还具有了“议题引导”和“议题管理”功能，而大众也已经从议题的单纯接受者更多地成为了议题的设置者，具备了能动性。因此，面对当下一些网络热点问题，如何把握大众对新闻信息的接触和解读，是媒体应尽之责；事先预警和事发报道的能力，是媒体应当具备的敏锐性和行动力。“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利用可视化调查的手段进行多角度的事件解读，《华盛顿邮报》亦在积极搜寻录像录音，对事实进行还原。一众美国主流媒体对事实的搜证和追问，加强了“弗洛伊德事件”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然而，美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忽视社会声音、态度强硬、缺乏诚意、敷衍认错的态度，辜负了美国民众的信任。在危急时刻，美国政府面对大众的愤怒情绪，应拿捏好与大众沟通的方式及尺度，以稳定社会秩序为重；在是与非面前，找准站位，合理裁决才是平息乱象之道。然而，特朗普却在疫情和动乱的双重考验下，强硬地发表“你们抢劫，军警就开枪”等言论，不但起不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而会让民众滋生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更多普遍性社会事件的是与非面前，今天的社会大众具有更理智和冷静的判断力，而不是盲目听从。因此，如何站在更恰当的角度进行大众传播？如何机动地调整自我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如何对新闻信息进行加工和投放？需要政府部门和媒体共同努力，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
被“标签化”与“符号化”的社会大众——时刻呼吸的“肺”
“弗洛伊德事件”至今一发不可收拾的现状，与美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不当有关。单纯审视网络传播在其中产生的影响，我们同样能够发现，网络不仅作为整起事件的最初载体，还在事件发酵中成了“催化剂”，对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行了重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今的人们已经成为被网络标签化、符号化的个体，网络在大数据背景下剖析人们、再构人们，将海量信息进行智能分类，再有机地、组合化地呈现在每个人面前。
在“选择性接触假说”中，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而是更愿意接触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而对与此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在当下的网络传播中，个体自主进行的“选择性接触”过程，已经同时具有了某种被动性，即这种“回避的倾向”的一部分是网络算法替我们预先进行的。一个人越是关注某个特定问题，点击次数越多，系统便会将之归入相应的“标签”内，将同类信息大量输出。网络算法在竭力满足大众独特需求的同时，其实也助长了个体的独特偏好，让其接触到的信息趋于极端化、片面化。
有人曾提出“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观点，讲的是人们在信息纷繁复杂时代下的所见所闻都是被加工处理过、被选择性放大或缩小过的二次信息。人们在这种拟态环境中成长，反而将这种“非真”环境视作真实环境，其言行举止、思维模式也因此不自知地受到了拟态环境的约束。而在如今的网络算法下，这种“拟态环境”具备了某种“个性化”特质——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拟态环境”中，并在自己的信息领域里开疆拓土。一方面这或许能加速个体的信息吸收率，但另一方面也淡化了个体之间沟通的法则和渠道。
可以说，在基于网络算法的信息推送中，人们对信息的个性化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强化作用”，而不是一种改变或更新作用。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孰是孰非显得分明，我们不易分辨网络算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更泛化的网络事件大多是扑朔迷离、亟待求证的，因此有观点认为我们处于“后真相时代”。在网络事件“揭面纱”的过程中，人们是否会因为网络算法事先的“思想介入”与“思想培育”而变得趋于极端和刻板，导致真相更难被认知、接纳，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特殊“时机”——社会环境中的“灰尘”
事实上，每一个引起社会震动的历史性事件都与其发生的背景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呈扩散态势，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等问题激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与焦虑。一般来说，集合现象（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的发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和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是警察暴力执法，还是种族歧视，这都不能成为美国多个城市打砸抢的理由，使用暴力就失去了此次抗争的意义”。在将目光聚焦于美国的骚乱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在普遍的“集合行为”中出现的“匿名性”现象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群体本身是强大的，却也在很多时候缺乏清晰的认知。换句话说，“集合行为”中出现的群体暗示、群体感染、匿名性心理等影响其实会让社会群体长时间处于一种“自我燃烧”的状态，每个人都在呐喊，但每个人是否清楚自己为何在呐喊？有人因为愤怒和不公，在街头肆意打砸、发泄情绪；有人只是趁大众行为模式的激化，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进行打砸抢烧、趁火打劫，将事件大肆渲染，愈演愈烈。即便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人在为了道义与原则发声呐喊，但混迹其中的投机分子同样会借势将群体事件推向另一个极端。
“弗洛伊德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深远的。只有立足于更高角度来纵观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才能进一步明确个体在网络时代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积极“清嗓子”，使更广泛的人群在清朗的网络空间里自如地“呼吸”。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龚思量：《谎言与狂言：陷入后真相时代的西方社会》，澎湃新闻，2018年8月21日。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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