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帆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源于内外部因素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多次波动。但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在增速下降后也能较快复归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
作为一个正处于体制转型进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来源于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这四者分别从总量特征、结构转化、转型策略和制度安排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可称为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
大国经济效应使中国经济面临冲击时能够减缓冲击力度，保持自身稳健，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其涉及的人口总量、地理规模以及与此伴随的内部差异举世罕见。作为一个长期占据世界人口第一位的大国，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演变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并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从人口、地理、经济总量等维度来看，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或大国经济效应。
大国经济效应对我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中国人口众多、空间广阔，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具有差别，不同地区的禀赋条件、发展状态也存在落差。不同群体的发展差别，可以内生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不同地区的发展落差，则使我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据此，中国经济即使面临某种冲击，但是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及空间梯度转移意味着更大的腾挪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国特征使中国可以减缓冲击力度，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
二是在国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与域外的经济关联性在增强，但中国不是被动地适应全球经济。大国经济意味着中国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有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工业体系，“世界制造中心”就刻画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完整性和影响力，中国具有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有力条件。大国经济还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影响者和塑造者，并且在开放进程中，中国对金融、能源等重要领域仍发挥政府调控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就发挥了重要“稳定器”和“增长源”的作用。这样，域外经济即使发生波动，甚至在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时，即使危机会通过贸易、资本、预期等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也难以改变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长期发展趋势，这使中国经济面对冲击能够保持稳健，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
除大国经济效应之外，中国经济还具有重要的结构特征，即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集中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转，以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化配置为主线，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正发生显著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等结构转化。
从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的角度看，中国都在经历人类史上罕见的城乡结构转化和城市化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这种结构转化特征为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其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首先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在宏观层面，劳动力转移表明要素实现了跨产业、跨地区、跨城乡再配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劳动力总是从低生产率领域流向高生产率领域。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获取竞争优势提供条件。在微观层面，劳动力转移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民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收入水平。从2015年开始，我国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工资性收入已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改善了农村人地关系，为农村要素组合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变革提供了推动力量。
从宏观、微观两个视角看，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均意味着中国城乡要素再配置蕴含着充沛的增长潜力，而微观主体，特别是农民会因要素再配置而改善了生活条件，增强了风险应对能力。此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赋予了农民在城乡间自发配置商品和要素的权利，另一方面保留了外出农民退回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通道。即便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外出务工产生冲击，但这些劳动力仍可返回农村，并借助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获得经济回报，而当农村之外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或就业岗位增加时，农民仍有机会通过进城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使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困境并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
研究显示，中国全国及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总体呈现出逐渐攀高态势。我国企业等微观主体基于自我利益追求，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以增强。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举世罕见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市场化转型在策略上具有独特性，它不是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推进改革，而是存在着渐进式特征，例如：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地区试验到全国推广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渐进式体制转型的形象表达。
推进市场化转型，且转型是渐进式的，这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也使我国经济具有显著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是因为市场化转型极大地扩展了微观主体的发展空间，使我国在1978年之后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微观主体。这些微观主体分布于不同的地区、产业和部门，并为获得利润而开展各类创新活动。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微观主体使冲击具有“结构”特征，避免某种冲击对所有领域产生系统影响。即使发生某种冲击，微观主体会依据市场信号调整经营行为和要素组合方式，并依靠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来摆脱困境。
此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可控性、稳定性，它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剧烈震荡，为经济波动之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了条件。更值得强调的是，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也使我国可以通过连续的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获得前后继承的增长动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停顿的改革使我国可形成多种发展动力。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这也导致我国经济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
由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在内的“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从体制比较的角度看，这个制度体系契合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本土化特征，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并成为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源泉。
就所有制而言，我国通过激活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通过国企国资改革来发展公有制经济。这种所有制结构使我国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保持较高比例的公有制经济来应对经济冲击，平滑经济波动，体现宏观效率和整体利益。
就分配方式而言，我国明确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可将各类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引入到经济活动中，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两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我国强调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强调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调节分配，这对于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规避分配悬殊和周期性危机是重要的。
就经济运行机制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我国在相互嵌套、彼此增强的逻辑下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内部不同层级、市场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我国在经济运行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凸现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规划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显然，由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推动增长并形成经济波动时的自我修复能力。
原文责编/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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