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国竞争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加剧。作为一次全球性“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以突如其来且难以预料的方式揭开了世界变革的序章。“重大变革”“重要拐点”“重大契机”等具有冲击力的关键词，不仅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高频词汇，也成为人们日益深切感知到的一股具有重塑性的强大推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剧烈变迁，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我们都将在这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中走向未知与未来。“疫后的世界”，成为人们尤为关注并将长期关注的一大重要命题。
疫情如何冲击了世界？
作为当前全球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其由公共卫生领域外溢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尤为明显地体现为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交互与重合。在经济层面，疫情在给各国带来财政压力的同时，也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较为普遍而长时间的停顿，使各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压力和风险；在社会领域，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十分活跃，国内矛盾、国际矛盾、种族矛盾凸显，助推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在政治层面，疫情被一些国家和政客政治化，乃至将其运用于意识形态对抗，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加剧……
疫情震荡之下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与变革？
史无前例的疫情，必将塑造史无前例的世界图景。无论是霸主威信受损的美国、成员国分歧日益加剧的欧盟，还是遭遇蝗灾等并发性灾难的印度、依然面临疫情扩散挑战的非洲，其背后都是国际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新变量在发挥作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否会更趋多极化？如何有效管控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关系的性质？这些关涉未来发展和角色定位的问题，无不对今后各国的战略规划提出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在疫后世界，应对疫情能力的分化将会在全球大变局的演化中得到明显体现。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只有成功经受考验，应对能力和危机治理能力强的国家，才能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多的声誉和国际性发展资本；相反，面对考验自乱阵脚、表现失态、应对能力弱的国家将面临更多的发展挑战。
可以预见，在疫后世界，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成为影响国家战略走向的重要变量。经此一疫，各国必将进一步提升对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层出不穷但又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具有显著的“蝴蝶效应”。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其必将在国家安全频谱中处于越来越显要的位置。
可以预见，在疫后世界，全球化或将因节奏调适而出现新特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巨大冲击，不可避免地使不同国家出现保守、后退的倾向，其更注重对事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的掌控，正如郑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出现“有限的全球化”趋向。然而国际间的紧密联系并不会因疫情而断裂，各国会逐渐调整国际合作的步调与方式，寻求更加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
经历重大考验后，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愈来愈成为世界性共识？
疫情促使人们对当今国际秩序演变作出深刻反思和理性改进。拨开现实迷雾，人们不仅能够对自身现实境遇有清晰审视，也对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重意蕴由此得到充分彰显。
我们深刻认识到，生命与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同肤色人们的基本价值追求，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底色，也是凝聚全球力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公约数；
我们深刻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新的全球性问题的突出表征，必然促使共同体利益的形成，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只有长期团结合作、携手应对，才能更好地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我们深刻认识到，面对重大风险和挑战，责任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交互式的，任何国家都处于互动链条之中，在共同的时代境遇面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是责任共担的共同体；
我们深刻认识到，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疫情使世界各国站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上，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发展和新繁荣，把认识和行动凝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体系之中，才能使人类社会获得强大合力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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