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为大国竞争增添了新变量，并对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疫情导致欧盟治理能力赤字，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政治不稳定性有所加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进一步拉大；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并未停歇，美俄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人们开始对当今时代国际关系作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大国竞争战略规划的难度和要求也将显著提升。各国要想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超前谋划，做好顶层设计。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大国战略竞争 中东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大国竞争从未中断，竞争的焦点不断变化，竞争的烈度时起时伏。关于大国竞争的态势及后果，美国历史学者诺曼·里奇（Norman Rich）曾写道：“大国的政策不仅决定了本国人民的福祉与不幸，同时也常常会影响到，而且是非常严重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数人民的命运。”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空前上升，大国竞争的范围和烈度持续加剧。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为大国竞争增添了新变量，使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并对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中东和亚太等大国竞争焦点地区产生影响
从历史上看，大国竞争通常围绕全球某些关键地区展开。延续这一逻辑，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和怎样影响大国竞争态势，应当首先关注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地区，包括欧洲、中东和亚太。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出欧盟治理能力赤字问题，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政治不稳定性有所加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进一步拉大。近代以来，欧洲始终是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地区，也是此次疫情的一个集中暴发点。疫情在欧洲多国集中暴发后，欧盟一度反应迟缓，救助行动严重不力。其间，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曾请求欧盟启动民防机制，以便获得必要的医疗设备，但未得到积极响应，反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域外国及时伸出援手，派遣专家并提供医疗援助。不仅如此，欧盟各成员国不择手段地争夺抗疫物资，使得该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头进一步增强，多国极右党派和民族主义者借此大做文章。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公开要求法国政府关闭本国与意大利的边境。民粹主义升温加剧了欧盟内部已有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使其政治和社会形势更加不稳定。欧盟的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各成员国为防控疫情所采取的“封城”“闭关”“停工”等措施，已导致相关国家大量中小型企业濒临破产，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激增，各国财政均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欧盟及各成员国近期已陆续推出多项经济救助措施，其中德国和西班牙的救助计划甚至被视为力度“前所未有”，但欧盟所拥有的调控资源并不充足，各成员国的分歧依旧很严重。比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提议发行“新冠债券”，以便从金融市场筹措资金，然而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对此坚决反对，担心会为财政收支不稳定的国家“埋单”。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大了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疫情暴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3月13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但美国政府在宣布该项措施前并未与其欧洲盟国沟通。这被认为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单边主义行为。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美国把自己的欧洲盟国完全抛之脑后，令欧洲的政治家、战略家们深感震惊。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出高价乃至直接扣留等方式，不断“截胡”其欧洲盟友的防疫物资。比如，德国、法国在中国订购的一批口罩，就被美国在海外拦下并转运回国。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动用《国防生产法》，禁止本国生产的医疗物资出口，并要求该国N95口罩主要生产商3M公司将其在海外生产的口罩运回美国。对于美国这种“民族自私主义”行为，欧盟多国提出严厉批评。法国学者彼得·斯拉莫尔在《世界报》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为本就矛盾重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开辟了“新战场”。可以断定，无论疫情结束后美国政府采取何种回调措施，其欧洲盟友对它的信任感短期内都不会有明显提升。
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并未停歇，美俄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始终是国际政治热点地区的中东，同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也为本地区大国乃至域外大国采取对外行动留下空间。2019年年底开始的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虽因多种因素特别是目前该国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而稍有停歇，但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域外大国的博弈却从未中止。2020年4月7日，一批俄罗斯军队抵达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地区的卡米什利空军基地，以加强该基地的军事力量。该基地原由美军及其所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控制，2019年土耳其发起针对叙利亚的“喷泉行动”后，美军立即撤离该基地，失去靠山的库尔德武装被土军击溃。叙利亚政府军则乘机收复该基地并交由俄军运营。目前，俄军已对土耳其形成三面包围态势，但其最终目的并非与土耳其开战，而是对其进行威慑，以确保自己在叙利亚的利益，并在与美国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国竞争中从未缺席，它在近年来所实施的全球战略收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2020年年初，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空袭炸死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此举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美伊对峙进一步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尽管国内形势严峻，但美国依旧筹划在中东地区动武。据《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计划扩大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消灭该国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未来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态势，主要取决于各自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其中俄罗斯受疫情影响程度更值得关注。
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依旧复杂激烈，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压力有所减弱。亚太地区是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但这种状况并未妨碍某些大国在该地区采取新的竞争行为。鉴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援助行为而深化，预计未来美国将就地区影响力与中国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使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呈现了某些新特点。长期磕磕绊绊的中日关系，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有显著升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一定程度上融化了长期存在两国民众心中的隔阂，各自主要领导人也都展示了积极姿态。可以预计，这种令人欣慰的局面将得以维持，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国在东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
人们开始对当今时代国际关系作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大国竞争战略规划的难度和要求也将显著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导致世界各国普遍按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暂停键”，也使得各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以下重要问题：如何看待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赖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是否会加剧逆全球化现象？如何有效管控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看待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及地区一体化趋势？如何看待当今国际关系的性质？当下的经济衰退是短期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这些问题对各国进行战略规划显然提出更高要求。
大国竞争是实力竞争，其中主要是经济实力竞争。因此，大国进行战略规划首先必须关注自身经济状况尤其是发展前景。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总体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球经济状况不容乐观。2020年4月9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远程春季会议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揭幕演讲中忧心忡忡地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危机”，它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规模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仅在3个月前，IMF还乐观地预计：2020年成员国中将有超过160个国家实现人均收入正增长，而现在，IMF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预计，认为今年将有超过170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世界也将出现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就地区层面而言，近期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警告称，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经济后果可能会导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新增1100万贫困人口。亚洲地区可能遭遇20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基于历史经验，如果全球经济总体上长时间陷入低迷状态，某些国家尤其是大国为了率先实现复苏，有可能采取以邻为壑的不光彩手段；个别大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甚至有可能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一旦如此，大国博弈将更为激烈，大国进行相关战略规划的压力将增大。
安全领域是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凸显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可以预计，在疫情结束后，各国将增强对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并通过具体措施加以体现。在各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如何统筹好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也将成为大国战略规划的紧迫任务。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为大国竞争增加新变量的背景下，各国要想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超前谋划，做好顶层设计。但囿于多方面因素，谋划和设计的难度比以往也会显著增加。
国际舆论环境恶化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影响力争夺战升级
中国面临的新的内部压力，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考虑到前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前景，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企稳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这对中国实现既定今年及未来几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构成障碍。
中国面临新的外部压力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国际舆论环境恶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对中国发起前所未有的舆论战，已将中国明确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则充当了本轮国际舆论战的领头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国病毒”这一具有强烈指向性字眼。美国部分保守派媒体及学者也有意无意地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华行动。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个别媒体也“随美起舞”。面对这一态势，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此次对华舆论战的规模和投入力量之大是三十年来首见。
其次，全球影响力争夺战升级。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一度拥有世界其他大国无法比拟的全球影响力，美国也藉此顾盼自雄。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第一”理念指导下的“退群”举动，疏远传统盟友行为，导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优异表现，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就表示：“重大国际危机期间，非同寻常的中国领导作用取代美国领导作用，这可能是几十年来头一遭。”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舍克（Kori Schake）也认为，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行为，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对此，美国政府要员和某些精英很不甘心。2020年4月3日，近百名美国政府前高官和知名学者联合发表公开信，一方面无端指责中国，另一方面又呼吁中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要加强合作，但这种合作要建立在以美国为“国际领导者”的基础上。在这些前政府高官和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所谓的“知华派”，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视为“友华派”。
最后，发起新一轮“制度保卫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一度对中国的遭遇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而当疫情在本国快速蔓延后，尽管它们承认自己面临冷战后的最大危机，但在经过最初的慌乱、无序之后，它们还是怀揣嫉妒之心，发起针对性极强的“制度保卫战”。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无法挺过这场疫情的严峻考验。“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就“到底是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问题进行分析。他虽然承认美国及其他欧美国家前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上确有不当之处，但坚持认为这并不证明西方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他写道：“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非政治体制类型，而是政府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由于“制度保卫战”既是声誉之战，也可能是生死之战，欧美大国在这场战争中可能会倾尽全力甚至拼死相搏。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诺曼·里奇著，吴征宇、范菊华译：《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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